有關哈耶克的讀書筆記
2020.9
（這個筆記主要是摘錄，我感興趣的論述，紅色的是比較贊同的觀點，准備日后寫文章引用或者進一步論述的。自己評論的加了括號。）
“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但能真正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是那个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精准的核爆炸，摧毁极权的心脏。
哈耶克不是一个狂热的意识形态宣传家，不是“以市场为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更不是一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
1992年3月23日，92岁的哈耶克与世长辞。时逢哈耶克逝世27周年，先知书店以哈耶克思想的三个核心关键词「自由」「知识」「秩序」为经，以现实为纬，精选其思想的27个要点，找寻真实的哈耶克。
关键词一：自由
1.平等与自由
人类始终面临一个抉择：是在贫穷中寻找平等，还是在不平等中寻找自由。
2.奴役与自由
自由——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与能力无关，不承诺幸福；
奴役——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与阶级有关，允诺建立人间天国。
3.民主与自由
人类有三大价值不能用多数人同意来投票：和平、正义与自由。私产高于民主。
4.集体与自由
在集体和自由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福利的膨胀最终会滑向集（极）权主义。
5.金钱与自由
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只有金钱才会向穷人开放，权力永远不会。
6.理性与自由
理性取得的成就，鼓舞甚至膨胀了人心，但当人类沿着这条曾给他们带来巨大胜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钟摆就很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深渊就在不远的前方。
7.不确定性与自由
自由之根，就是世界具有不确定性，唯有自由的人才有能力应对。
8.道德与自由
自由是道德产生的源泉和条件，没有自由的国度，注定不可能产生道德。
9.救济与自由
政府可以提供最低社会保障。但只能雪中送炭，不可锦上添花。
1947年，哈耶克发起朝圣山学社，全世界精英受感召而来，其中，有将近1/4的参会者后来成为诺奖得主（从左到右：米塞斯、波普尔、哈耶克、布坎南、科斯）
关键词二：知识
10.知识的时间性与空间性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识只能是分散使用、即时即用。
11.知识与资源配置
只有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才能保证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
12.“老大哥”与局部知识
计划经济禁止个人使用局部知识，用一个人的脑袋取代所有人的脑袋。
13.乌托邦与局部知识
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恰恰是有些人总想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14.劳动与知识
劳动、物质不是最重要的，其背后的知识和观念才是。
15.社群与知识
任何社群的本质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制度与文化的规则基因。
16.社会科学的事实
社会科学的事实是社会的共同认知，共同认知不存在，事实即虚无。
17.“人类工程师”的僭妄
交互性，决定着我们当下的处境。自诩为“人类的工程师”，往往是因为不懂得人类活动最基本的特征是交互性。
18.市场与知识
市场和价格的功能，就是以浓缩的形式，向关心某种具体商品的所有人提供信息。
▴1974年，哈耶克“非常意外地”获诺贝尔奖，瑞典国王对哈耶克致敬：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敬的政治经济学家
关键词三：秩序
19.竞争与秩序
竞争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发现价格、规则与世界的真相。
20.差异与秩序
破坏社会的“毒品”是因嫉妒产生的平均主义，是不愿意接受富者与贫者的必然差距。
21.法治与法制
法治意味着政府在法律之下，而法制意味着利用法律来治理国家。
22.良法与恶法
服从良法即自由。恶法非法。
23.私有与共有
没有私有制，就没有价格信号。没有价格信号，就没有商业和文明。
24.产权与秩序
私有产权制度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不仅对于有产者，对于无产者来说，程度也分毫不减。
25.宽容与不宽容
不是所有的不宽容，都应该以宽容对待，否则，将会导致更多的恶。
26.自发秩序
人类的自发秩序，是人类自然演化的规则，遵守这些规则，乃顺应天道。
27.扩展秩序
好的秩序会自然扩展，坏的秩序也可能野蛮生长。取代落后与野蛮的，不全是先进的文明与思想，还可能是更加落后与野蛮。
世界正在发生巨变的今天，是坏秩序卷土重来，还是好秩序开出文明之花？答案并不确定，这取决于我们对像哈耶克这样真正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的态度与理解。
“奥地利学派对20世纪后半期自由市场理念在全世界的复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维迎（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奥派学者之一
改开以来最关注企业家的经济学家）
“奥地利学派对美国主流经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几乎是不可逆转的影响。”
——艾伦·格林斯潘
一战结束后，借助政府和银行对货币的操纵，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官，都骄傲地宣称：美国已经进入了永盛新纪元。
然而，有两位远在欧洲的学者却“不识时务”地发出警告：公权力对市场的干涉，百害而无一益，不远的将来，美国必将遭遇一次可怕的萧条。美国前一秒越繁荣，后一秒就越苦痛。
这样的“杂音”自然被嘲笑。但未及十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率先爆发。经济学界这才如梦初醒，重拾当年被不屑一顾的忠告。
那两位提出警告的经济学家，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都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
除了预言“大萧条”，奥地利学派也预言了苏联乌托邦实验的破产。
“大萧条”发生后，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碰巧，正在进行计划经济实验的苏联，取得了一些暂时性的成就。于是，很多西方学者调转目光，纷纷成为计划体制的拥趸。
但奥地利学派的两位主将，米塞斯和哈耶克又站了出来，指出“苏联模式”在底层逻辑的谬误。
半个世纪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证明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预言。
从孤独的发声，再到被精准印证，奥地利学派的两大世纪预言，极大地改变了世人的认知以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想体系。
奥地利学派
对现代经济学的5大贡献：
1，边际效用——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础。
亚当·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之父，却一直被一个难题困扰——“钻石和水的悖论”：水对于人的生命非常重要，但是水的价格却非常低。钻石对人的生命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钻石却非常贵，这是为什么？
1871年，奥地利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这本书，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的诞生。门格尔在书中系统提出“边际效用”的概念，也破解了“钻石和水的悖论”。
何为“边际效用”？对于一种财货(商品)，一个人拥有它的数量越多，这个人对它（包括已有的和更多的）的评价和欲望也就越低。
比如，一个饥肠辘辘的人买了一屉包子，当他吃下第一个包子会觉得非常美味，可等到吃第五个包子的时候，非但吃不下去，甚至还会想吐。
对应到“钻石和水的悖论”：水在每个人生活中非常充足，多一杯水并不能带来更多的满足感，所以效用低；但钻石并非人人都有，从零到一的那颗钻石，会带来极大的幸福和满足，效用就很高。
因为对边际的充分解释，门格尔与同时代的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共同掀起了一场“边际主义革命”，重构了经济学的版图。
如今，经济学界公认，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之上的。
2，“所有经济体，都始于人、终于人。”
——卡尔·门格尔，奥地利学派创始人
主观价值论——破除客观价值论的谬误
主观价值论，是和边际效用理论一起被门格尔正式提出的。而在之前，古典经济学困于客观价值论，即认为任何物品都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而价格只是围绕这个价值上下波动的一个现象。
然而，客观价值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张家庭老照片对于一些人无比珍贵，但对其他人如同废纸；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流行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被一部分人鄙夷，但同时被其他一些人趋之若鹜，甚至不惜抢购高价黄牛票。
主观价值论，则认为任何物品本身并无所谓的内在价值，只有人对它的判断，人觉得它有价值，它就有价值。如果一件产品无人问津，那么无论为此付出了多少劳动，它都是无价值的。
主观价值论终结了客观价值论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主观价值论可以更好地指导生产者，提醒他们应该更关注消费者的具体欲望与需求，而不是闭门造车。
3，时间偏好利息理论——为利息与资本正名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很多民族与社会都认为：利息，就是“不劳而获”、“剥削”与“食利”的代名词。但这种看法，却违背了人的本性。
门格尔的学生、早期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在1884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与利息》中，总结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利息的观点。
他提出，利息的本质是人的时间偏好——倾向于获得即时满足，而非延时满足。它起源于时间，根基是人的耐心。
比如，你是愿意现在获得100元，还是一年后获得100元？答案无疑是前者。相比在将来获得收益，人更喜欢现在就进账。所以，为了满足人的时间偏好，利息出现了：它会让你有一年后获得120元的选择。甚至即便是高如20%的年利息率，也一定有不少人选择当下的100元。
所以，利息源于人心，是作为延迟满足的对价出现的。但在历史上，它却承受了本不应有的恶名。
如今，时差利息论，已被现代经济学吸纳融会，成为现代金融学的基础。
4，机会成本——成本，就是放弃的最大代价
如果说边际效用是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基石，那成本概念就是这座大厦拔地而起的支柱。而在现代经济学的语境中，一切成本，都是机会成本。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对机会成本做出系统解释的，还是奥地利学派。1848年，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维塞尔，首次提出“机会成本”的概念。
此后，米塞斯在前辈思想的基础上，对机会成本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定义：“（机会）成本是最紧迫的、不能再进一步得到满足的其他需求对于主体而言的重要性”。
人的选择有限，为了更重要的选择，不得不舍弃次重要的选择，后者就是前者的成本。简言之，机会成本，就是放弃的最大代价。
机会成本的概念，不仅是现代经济学基石。对于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也非常重要，不论是职场上还是生活中，有限的时间、精力只允许我们去做最重要的事，其他的事情，就是应该放弃的。
5，企业家精神——经济增长真正的引擎
奥地利学派一向认为，“看得见的手”在资源配置方面，只会越帮越忙，阻碍经济发展。那么谁才是配置资源和发展经济的主力呢？答案是企业家。
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奥地利学派认为“市场均衡”太过理想，现实中不存在市场信息的完全对称和资源最优配置。而既然市场中总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也有总会有机会等待人去发现。
奥地利学派将这些潜在的机会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套利，第二种是创新。
比如，80年代，中国计算机市场刚刚兴起。柳传志发现，单台计算机在香港卖1万元，在北京却能卖到3万元，便开始了计算机生意——这就是套利。
但柳传志很快发现，香港电脑的操作系统是繁体字，北京的消费者亟需简繁汉字切换的功能。于是，他推出了联想汉卡——这就是创新。
在米塞斯看来，企业家的本质是应对不确定性。他们是那些“特别热衷于调整生产适应变化，以谋取利润的人；他们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原创力、更多的冒险精神、更敏锐眼光；他们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
米塞斯的学生柯兹纳对企业家的定义更为简洁：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机警。
20世纪初，作为师出奥地利学派的另一位世界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对于企业家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影响深远的论述。他后来在哈佛大学执教，对美国经济学界、商界和政界，产生极大影响。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就对熊彼特推崇备至。
奥地利学派：
真正的经济学，应该服务于大众
可以说，奥地利学派提出的很多基本概念，早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有着深深的奥地利学派痕迹，并漂亮地击败了凯恩斯主义。
另外，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都具有浓厚的奥地利学派色彩。
而在华人经济学界，杨小凯、韦森、张维迎、许小年、朱海就、薛兆丰等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奥地利学派的影响。
今天，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奥地利学派更主张经济学要走出象牙塔：真正的经济学和经济学者应该服务于大众，而不应服务于特定的机构。
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主流经济学的各流派，有意或无意、或多或少误导了大众。奥派学者们要做的，是为大众的思想祛魅，让那些人们本该了解的常识重新回归。
奥地利学派诞生仅200年，但涌现出众多大师，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是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三位。
奥地利学派最大贡献是指出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离开此路，人类只能进入权力之路，权力之路是人类自我意识没有充分觉醒的表现。
奥地利学派在资本主义世界另立门户，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主将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在时代需求和历史潮流的呼唤中，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夹缝里，在美苏的对峙争霸和全球化趋势的突显下，在亚当·斯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杀出了一条没有“通往奴役之路”的道路。深刻影响了全球，给世界带来了启迪，让人类再一次解放了思想。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的兴起，正在实践《货币的非国有化》。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虚拟的数字加密货币。技术层面上这是一种点对点交易，分布式记账，去中心化的货币，其实质还是非国有化。哈耶克没有预见到今天的互联网，但他对于货币发展趋势的认识是超前的，深刻的。同时也预测了非国有化货币将与法币的必然争夺。现在的数字货币方兴未艾，但各国政府或央行的打压也随之而来。如果数字货币能遵循非国有化的原则再加上技术的不断进步，终有一天将取代所有的法币，进入全球一体化货币时代。
同代評論：
大萧条时期，米塞斯凭一己之力阻止了奥地利的经济崩溃，却因此阻碍“公有制”而成为全民公敌，自此一生颠沛流离。
真正能代表哈耶克卓越贡献的，是他后半生的学术成果——政治哲学。这才是哈耶克与米塞斯之间最令人最诧异的差别。
《通往奴役之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书籍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耶克主张，政府“必须”履行以下职责：执法；抵御外敌入侵；在一个先进的社会，政府应该倚靠税收提高财政收入，用于提供那些市场无法（充分）提供的各种服务。（鉴于任何时候市场都不可能提供无限量的商品和服务，哈耶克给政府开的是一张空头支票。）这些商品和服务包括：
保护人民以远离暴力、疾病和洪水雪崩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各种让现代城市生活更为舒适的设施，大部分道路……法定的测量标准，提供准确的土地信息、地图和市场商品与服务的质量认证。
此外，哈耶克主张的政府职能还包括：保障每个人的最低收入；政府应该“在私人投资机构疲软无力时，以财政支出的方式介入”；投资学校和研究所；强制建立“建筑安全、食品卫生的专家认证标准”；管控危险品（枪支、炸药、毒药和毒品等）的销售；制定行业安全规范和健康标准；建立剧院、体育场等公共设施；政府还应当利用某些“杰出领域”的力量，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
哈耶克相信，随着财富和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那些经由集体活动才会产生的一系列需求，也都会持续地增长。
此外，哈耶克认为政府应当：强制推行大幅覆盖的保险体系（这种强制力总是趋向于加强）；政府可以提供廉租房，可以进行“城市规划”，并且要“有所盈余”；最后，政府还要“保护休闲场所、自然风光、人文遗迹和有科学价值的场所，例如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哈耶克早年坚决主张国家干预主义，在1920年代读到《社会主义》后，改投米塞斯门下
哈耶克还坚信，政府的大小和扩张速度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履行自身的职责。“相比政府活动的性质，政府干了多少事更为重要。”税收和税率本身，于哈耶克而言不是一个问题。在他看来，税收和义务兵役制在某些情形下不具有强制性。
如果这些行为是可预见的，并且无论个体如何竭力避免，都必须强制执行；这些行为已经大大降低了强制的成分；如果纳税是我所有计划的基础，服兵役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可预见的一部分，那么我可以像所有其他具备独立意志的人那样，遵照自己的计划去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
以上这些主张，与社会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有多大区别呢？根据哈耶克的观点，他们都可以自诩为“自由主义者”。
与哈耶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米塞斯的观点非常清晰明了，他将“自由”的定义浓缩为一个词——私有财产。在米塞斯看来，“国家”就是一种合法的暴力，它唯一的功用就是挫败一切反社会因素，捍卫生命和财产。至于别的，“所谓政府，就是军队、警察、宪兵、士兵、狱警和刽子手的雇主。政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通过各种途径施行它的法律。要求更多的政府介入，无异于要求更多的强制、更少的自由。”
米塞斯在早年就认为：假如一个政府没有做到它应该做的事（捍卫生命和私产），那么它理应被无限分解，直到以个人为单位。晚年的米塞斯也从未否认这一立场。正如我那睿智的老师罗斯巴德所言：米塞斯是一个极端，一个自由放任的激进主义者。
理論根據：
孟德斯鸠说，在公平的规则下，财富凝聚着勤奋、智慧和诚信等个人美德——毋庸置疑，财富从根本上是由每一个诚实劳动、公平交易的人，在市场中创造出来的。
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甘愿以“诚实劳动和公平交易”的手段获取财富。人类历史充斥着贪婪的奴隶主、偷抢拐骗的罪犯、巧取豪夺的官僚……他们根本不创造财富，却一直掠夺他人创造的财富，试图控制他人的生活，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冲突乃至战争。（参阅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免遭他人控制，人类逐渐确立了边界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从《旧约》的摩西十诫，到汉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都强调“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每个人的财产”。
欧洲启蒙运动以后，财产权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并且，人类终于认识到：对私人财产和自由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参阅洛克《政府论》）。为了最大限度地制止腐败，人类建立了限制权力、遵守契约的现代政治秩序。
但是，对于保护私有财产，仍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长期被人忽视：铸币权。
亚当·斯密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历史证明了斯密的远见：从东方的汉武帝到西方的英国国王，从两千年前的王莽，到两千年后民国，直到最近的拉美委国，只要铸币权被垄断，就绝不可能抑制住超发货币的冲动。并且，由于这些货币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流通的“法币”，因此百姓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无论“法币”贬值得多么厉害，他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产被稀释、被掠夺，直到通货膨胀引发经济萧条、压垮整个国家。
▴ 杨小凯：银本位使中国侥幸躲过了大通胀，但是统制和法币最终埋葬了民国经济（《决定中国国运的三次大辩论》）
可见，铸币并不会创造财富，恰恰相反，它往往是掠夺财富。
但即使如此，长期以来，国家垄断铸币权的现象，仍被人们视为“天经地义”。直到哈耶克在晚年的最后思考，终于打破这个“神话”。
哈耶克：
在20世纪初，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空前强大，它们肆无忌惮地滥发货币、持续输出通货膨胀，终于摧毁了自由市场，引发全世界的大萧条。这时，苏俄、纳粹奉行的乌托邦主义，却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救世良方”。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之时，很多学者去往美国，继续思考人类的政治和经济——哈耶克就是其中一员。
1944年，哈耶克以《通往奴役之路》向世人预言：消灭私营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步；乌托邦主义无视基本人性，只会带来匮乏、混乱和奴役，最终自我毁灭。多年来，这本书唤醒了无数乌托邦患者，鼓舞着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在东欧的红色恐怖时期，持有该书甚至会被判重刑。诺奖得主弥尔顿·弗里德曼，将这本书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
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主导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各国纷纷滥发纸币、扩大赤字，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哈耶克饱受嘲笑和攻击，成为“孤独的反对派”、“资本家的走狗”。直到1970年代，欧美爆发“滞涨”危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凯恩斯主义声誉扫地。在危难中，哈耶克的思想终于受到了重视，当市场的权利重新回到企业家手中时，英美两国的经济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哈耶克也因此摘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哈耶克出版《致命的自负》一年后，东欧政权纷纷垮台。随后，柏林墙轰然倒塌，超级大国苏维埃灰飞烟灭，累累罪行暴露在阳光下。历经七十多年的痛苦煎熬，垂暮之年的哈耶克，终于使人们相信了他终生持守的信念：人类的繁荣、幸福和尊严，来自个人自由，而不是乌托邦。
哈耶克战胜了凯恩斯，还亲眼见证了苏维埃的崩溃——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乌托邦的掘墓人。这为他赢得了生前身后的美名。
1989年，哈耶克90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向他致敬：“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达10年，很多人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厥功至伟！”（参阅巴曙松先生为《货币的非国家化》所作的序）
然而，晚年的哈耶克对人类的前途却是无比的悲观。他认为：个人自由正在灭失，因为乌托邦主义的冲动永存于人性之中，狂妄而短视的人类渴望建立“人间天国”，他们总是拥抱那些承诺“包办一切”的强权政治，甚至为此愿意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责任。
哈耶克所引用的证据包括：欧美在战后的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对富人征收高税的民粹政客在全世界普遍受到欢迎，这极大地伤害了人们脱贫致富的热情，尤其是扼杀了公正与自由。（参阅艾伯斯坦《哈耶克传》）
因此，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哈耶克一直在思考个人自由的实现方式，力图找到一种“不算太糟糕的经济制度”（包括货币、产权等市场规则）。
通过分析历史上多次大萧条、大通胀、大失业，哈耶克发现了“铸币权被垄断”与“通往奴役之路”的隐秘关系：一旦赋予“法币”不可撼动的正当性，个人就无可避免地“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被剥削”，“无论多低的通货膨胀，都会积累成全局性的大灾难”。
如何破除“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周期性诅咒？哈耶克说，“首先要使个人免于滥发货币的强制剥削，破除对铸币权的垄断”。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再次凸显凯恩斯主义“货币刺激”的危害，也证明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见之明。
那么，实行“货币的非国家化”，会不会形成市场垄断、乃至通胀掠夺呢？事实上，只要免于强制力干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自由市场的本质是自愿、开放、竞争，人们在市场中的博弈是长期的、反复的。因此，私企发行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公民可以根据该企业的信誉、币值的稳定程度来自愿选择。就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一家私企发行的货币，如果没了信用、失去购买力，人们便会毫不客气地抛弃它，改用其他私企发行的货币。
其实，市场与货币的历史比国家久远得多，货币在产生之初，本来就是以私人信用自由竞争的（例如毫不起眼的贝壳也可以充当货币）；所谓“通货膨胀”，恰恰是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之后才产生的。
哈耶克主张，货币的使命应该回归个人自由本身：只有铸币权真正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个人自由才可能得到最大保障；对货币信用的选择自由，不仅是个人经济自由的切实保证，而且是制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的不二法门。
这一天才的洞见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它几乎颠覆了迄今所有关于货币的“正统”观念，也成就了哈耶克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英文版主编阿瑟·塞尔登叹服：“这项发明，也许是说给生活在后天的人听的”。
《货殖列传》：媲美《国富论》的自由思想
但是，汉武帝刘彻，像秦始皇一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迅速败光了文景两朝积攒的家底。为了支撑长久的征战，汉武帝处处与民争利：推行盐铁国家专营、粮食统购统销，导致私营经济几近崩溃，汉武帝强买强卖、大发横财，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为了最大限度的敛财，汉武帝还重拾暴秦的“智慧”：垄断铸币权。他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值改革，终于彻底废除私人铸币，以五铢钱强制垄断了货币市场。很快，劣币死灰复燃，物价暴涨，百姓叫苦不迭。当然，汉武帝重启这套恶法的说辞非常冠冕堂皇——“私钱祸害百姓”。
自此以后，作为“自由市场最后闸门”的货币，就这样被牢牢攥在中央帝国手中，再也未能松开。“利维坦必须垄断铸币权”，则被人们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流毒千年。
在垄断铸币权的魔咒之下，通货膨胀的梦魇却始终阴魂不散，古今中外的血泪教训比比皆是。
元朝末年，脱脱肆意印钞，物价暴涨十倍，引发农民起义；民国末年，政府滥发纸币，导致经济崩溃；路易十六时期的食物涨价，导致法国大革命，引发持续百年的内乱（参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拉美委国爆发恶性通胀后，百姓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
历史上，人们为了捍卫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对于偷抢拐骗、不公平的税收，无论学者还是民众都非常敏感。然而吊诡的是，即便人类迈入现代文明已800年，却极少有人察觉到——垄断铸币权、以通胀稀释国民财富，是利维坦最强横的掠夺手段，也是拉大贫富差距、压垮国民经济最大的一块石头。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自此，市场秩序和自由竞争，成为塑造近现代社会的支柱性观念——自由竞争扩张到哪里，哪里就获得自由和繁荣。两百多年来，该书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被发达国家视为“无价之宝”。科学家们相信，“即便再过五百年，人类仍将生活在斯密所发现的市场秩序之中”。
斯密在《国富论》中毫不客气地说：“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
当民众失去了选择货币自由，就只得接受被强加的隐性盘剥，却又逃无可逃。汗水换来薪水，而薪水在缩水，哪里还有安全感可言？
到了20世纪，诺奖得主、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反问道：既然商品、服务，甚至制度和观念都应该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为什么货币不可以？哈耶克由此提出了“货币自由竞争”的设想：
真正的剥削从来不是来自资本，而是利维坦，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以及“令人绝望的贫富差距”，根源都在于利维坦对铸币权的垄断；金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是唯一对穷人开放的东西，但是，只有在货币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中，才可能使普通人能免于利维坦的盘剥。
哈耶克对铸币权本质的深刻揭露，对许多人看来或许有些惊世骇俗。但事实上，这并不是哈耶克最震撼人心的发现。
1940年代，在纳粹和sue乌托邦最受追捧之时，哈耶克便以《通往奴役之路》预言了两国的结局：乌托邦主义无视人性、践踏私产、缺少价格信号，只会带来匮乏、混乱、道德败坏，最终自我毁灭。该书在今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但哈耶克却因此遭受了半个世纪的质疑和攻击。在东欧的恐怖统治时期，持有该书甚至会被判重刑。
1974年，瑞典国王敬辞：哈耶克先生，自亚当.私密以来，在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同台领奖的乌托邦主义者缪达尔，则质疑哈耶克的获奖资格。1994年，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50周年之际，主编评论：“然而，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
哈耶克亲眼目睹了乌托邦的覆灭，却仍然对人类的自由前景感到悲观。他认为人类天然具有崇尚乌托邦的冲动，因此人类社会永远无法摆脱大政府的诅咒。晚年的他一直在思考自由的实现方式，并由此写就生平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
在这本书中，哈耶克雄辩地证明：无论如何粉饰或狡辩，强制力所造就的垄断，会放大人性的贪婪，并让质次价高的东西泛滥成灾，货币发行亦是如此。一旦以强制力进行垄断，货币就不再是服务于民的交易媒介，而被沦为财富掠夺的工具。
一种货币如果不是开放的，而是被操纵用以满足某一群体之需要，就必然成为最恶劣的货币。
“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生前曾说:
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还觉得他们是很难值此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哈耶克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我读了他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
杨小凯认为，哈耶克对人类的影响，将会“像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尤其是哈耶克对自由竞争的坚持，堪称彻底：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质次价高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观念就会流毒人间。
美国经济学教授杰夫里·伍德说：“本书要把‘政治上的不可能’，变成我们可以把握的可能。”
毛寿龙教授的理由更为直白：“货币，在老百姓手里，是钱；在企业家手里，是资本；在从事货币交易的市场里，它是资产。但在垄断铸币权者的手中，它是货币，可多可少，只是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记账工具，有时候还是征税工具。要让货币成为钱、成为资本、成为资产，从秩序维度来说，非国家化是根本的方向。《货币的非国家化》是货币市场化理论的经典著
文明的特征：
01「 文明社会的暴力浓度低 」
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说，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人类社会的暴力浓度总是越来越低。几千年来，人类的对同类的残杀越来越少，这是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最重要的标志。人类活得越来越好，首先得益于越来越安全，而来自同类的相互残杀，是影响人类安全感的第一大原因。
02「 文明社会有稳固的财产权，并且边界明确」
刘军宁先生在其著作《保守主义》中说：两只蚂蚁争夺一块面包、猎豹和鬣狗争夺一块肉，遵循的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英国启蒙大师休谟发现，动物无法表达“我的”、“你的”这一类概念，但人类可以。在个人拥有私有财产之后，市场交换和分工协作才成为可能，才让人类告别了丛林法则。所谓“好邻居不如好篱笆”，产权边界越清晰的制度，越能鼓励人们诚实守信。私有财产受公平保护的程度越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参阅《保守主义》第五章）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私有财产与自由须臾不可分离”——休谟、柏克、哈耶克、阿克顿、托克维尔、孟德斯鸠等思想巨人，都将财产权视为自由制度的基石。出身秘鲁、留学英国的著名学者丹尼尔·汉南先生在《自由的基因》中说，拉美差不多与北美同时期取得独立，但由于没有像美国那样继承英国的财产权制度，因此至今处于贫困、动荡的深渊。
03「 文明社会开放、协作程度高。」
动物的团结协作程度远远不如人类，人类依仗市场交换，分工已经高度职业化。近代以来的全球化，更是让人类的协作程度达到空前，全人类的财富总量和生活水平，都呈加速度增长。
因此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说：只有开放的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凡是主动闭关锁国的社会，一定会陷入野蛮、落后的恶性循环。
04「 文明社会普遍遵守契约、目光长远。」
动物基本上没有任何长期的记忆，也不懂得以积累的经验预测遥远的将来。因此，动物没有诚信的伦理，也无法预见功利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但是，人类是有记忆和预见性的生物，积累了足够多的博弈经验以后，人们迟早会明白一个道理：依靠无休止的相互残杀，永远无法走出囚徒困境，斩草除根也无法带来长治久安，唯有切实建立共同的底线、责任明确的契约，才是维护安全感的最佳方式。尤瓦尔·赫拉利说，正是这种强大的“虚构能力”，使人类跳出动物的范畴、成为万物之灵。
货币信用就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使人类的市场交换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凡是金融市场开放发达的地方，就一定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孟德斯鸠：有商业的地方就有自由、美德和法治。另外，不受权力干扰的市场通常是重复、多次的博弈。因此，只要社会保持高度的开放和协作，守信的人就一定是获利最多的——这样便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
另外，文明社会的远见还体现在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关切，例如：正视历史真相、对儿童和环保不计回报的投入。不回避不光彩的历史，不会透支国家和自然的未来。
05「 文明社会遵循法治，法律保护所有人的自由。」
在一个文明的国家，法律就是国王。任何事物都严格遵循法治原则，任何公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制约。由于契约的普遍建立，文明社会产生了宪法契约为核心的法治精神。
在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分权制衡对公权有充分的约束，这使人们获得了长久的安全感、言论自由和创造幸福生活的自由……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宪法保障，没有普遍性的、体制性的任意刑罚（饥饿、剥夺睡眠、刑讯逼供等）。即便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必须经由严格的司法程序方可定罪受罚。
程序正义：全世界都说辛普森杀了人，但证据说没有。
而在一个野蛮的社会（例如秦始皇时代），人们面对无所不能的国家机器、无所不在的强制和奴役。这里充满酷刑和寻租，程序正义时常遭受践踏。很多昭彰的罪行，甚至就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契约（法治）精神是文明的基石；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越高，保护人民的权利越充分，这个国家就越是稳定繁荣。
06「 文明社会的人们具有普遍的同情心，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关注生活细节。」
同情心，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私是生物的天性，是生存和繁衍的依据，但是人类有同情心，并且，与自己相似度越高的事物，越能唤起我们的同情心。例如，我们最关心的依次是：自己、亲友、同类、动物、植物……
个人选择越多的社会，越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性。当一个社会的规则容许人们“自私自利”，鼓励人们互惠互利时，人们反而会自发地同情弱者，处处为弱者着想。因为这恰恰说明，这个社会普遍的状态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活得足够好，并且有余力帮助弱小，将同情心扩大到陌生人、动物乃至一切生物的范围。如果一个社会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尊严、幸福，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相反，如果总是停留在马斯洛所说的“最低层次需求”——人们为了满足最低水平的食欲、性欲和安全感需求，就必须竭尽全力，甚至不择手段地损人利己。身在这样的社会，人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动机追求更高尚的目标，美德和生活品质都将成为稀缺品。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文明的进程，就是人类不断摆脱野蛮的进程；文明的最大功用，就是“让人活得像一个人”。
另外，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是站不住脚的：文明之间有竞争、有摩擦，但绝不会产生相向而行的冲撞——产生冲突的，只能是野蛮和文明：暴力与和平，封闭和开放，奴役和自由，契约和丛林……
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文明秩序的领地一直在扩大，野蛮的领地一直在缩小——我们对未来仍然可以保有期待。
▍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石破天惊的文章，他预言：乌托邦主义的实验注定只能带来混乱、匮乏和奴役。
1961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中预测：“苏联经济将在1997年赶超美国。”——然而，1991年，苏联崩溃了。
吊诡的是，萨缪尔森持续研究苏联经济，掌握了大量的数据。而米塞斯从未去过苏联，甚至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都尚未开始，就在能在书房中仅靠逻辑推理得出这一先知般的结论。
可见，掌握信息、数据的多寡并不意味着离真相越近，如果思考的框架错了，那么谬误将会抢占人们的心智——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经济学，将物理学方法论——“假设、观察、分析、验证”广泛应用，并试图用归纳法总结理论。
结果，苏联铺天盖地的经济增长数据，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幻觉置换了真相。
而以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必须根植于对人性的研究。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推理就是从“主观价值论”“人的行动学”等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理演绎而来：
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两个概念：
· 主观价值论：人类的主观感受无法被精确衡量
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价值”，而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一个现象。
奥派鼻祖门格尔却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主观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人赋予的，它只能分出高下，而不能衡量出价值的具体大小。
例如，当你饥饿的时候，最想吃炒饭，而不是面条，你知道炒饭的价值大于面条。但是炒饭的价值是面条的多少倍，你是无法计算的。因为根本不存在一种尺度能真正测量“满足感”等主观感受。
· 外在物质世界可以被精确衡量
例如，一瓶水多少体积能用毫升来衡量，多少价格能用人民币来衡量等等。
其次，只需一个小故事就能直击问题的要害：
即便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组织能掌握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如钢铁、劳动力等等——它可以计划生产任何商品和服务来满足民众的要求。当它询问民众的需求时，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心中对商品与服务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有人想吃面包，有人想住房，而有人会隐瞒真实想法等等。
当经济活动结束后，由于缺少价格信号，它只能统计出消耗了多少吨钢铁，多少劳动力等等，却无法核算总成本是多少。
由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不可知，它无法得知每个人的需求是否被满足——经济活动的总收益无法计算。当成本与收益都无法计算时，就无法确定稀缺资源是否被有效利用。
最终全社会陷入了匮乏与混乱——一开始还有土豆、面包和白菜可选，接着只能选土豆和白菜了，紧接着只剩下土豆，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米塞斯认为，问题的要害在于“不可度量的人类主观感受”与“可度量的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缺乏桥梁——市场交易出来的“真实价格”，准确地说就是基于货币的经济计算。在乌托邦主义描绘的人间天堂中，由于没有私人产权，也就不存在自由交易，因此不可能产生“价格”，也就无法进行经济计算，长此以往，经济必然崩溃。
两种方法论的优劣不仅体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判断上，更体现在对基础经济学规律的证明上。
1845年，英国人吉芬在爱尔兰发现：由于持续的大饥荒，土豆价格暴涨，但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依旧很大。这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大厦的根基——“需求定理”：价格越高，需求越少。这就是著名的“吉芬商品难题”。
面对这一动摇经济学根基的难题，“实证主义”经济学与奥派随即展开了行动——我们可以通过二者对这一难题的研究论证，看出双方方法论的重大差异。
“实证主义”经济学家杰森与米勒到湖南做了一个实验：随机给当地穷人发放大米购物券，结果他们发现“吉芬商品难题”确实存在——补贴导致大米价格下跌，穷人需求减少，而补贴取消后，人们又开始迫切地购买大米。
他们随即陷入了思维混乱：难道“需求定理”错了？
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仅靠对人性的推理，难题便迎刃而解——
他们认为“人行为的根据是对自己各种欲望重要性的排序。”——人们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吃饱穿暖，相比之下，其他欲望都是次要的。
正常情况下，人在基本生理需求被满足后，其余商品会按照“需求定理”所展示的那样“价格越高，需求越少”。
而在爱尔兰，由于大饥荒，“活着”成了人的第一的需求，只要有钱，首先要买的就是土豆，而人们对土豆的需求也必然减少——以前一顿饱饭需要3个土豆，而现在只要能吃到半个土豆就满足了。所以“需求定理”依旧成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获得巨大成功的奥派经济学却被持续边缘化，甚至被诘难“与现实脱轨”，这种魔幻现实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除预言“计划经济必然失败”外，米塞斯还成功预测了1929年的大萧条，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身家财富，还成功挽救了奥地利的经济。
而“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和“第一代货币主义者”欧文·费雪持续研究美国经济和股市走势，结果，二人在大萧条中损失惨重——凯恩斯一半身家付诸东流，欧文·费雪不仅亏光了全部身家，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不仅20世纪的大萧条证明了奥派的预见性，我们在十年前亲身经历的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也不例外：
华尔街投资人彼得·希夫根据奥派理论推导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美国国会议员，奥派经济学家罗恩·保罗早在2001年就警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会引发经济大衰退。而“实证主义”经济学面对英国女王“你们为什么没能预测到金融危机”的责问时，却说：“错的不是我们的理论，而是现实世界。”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感慨道：
“实证主义”经济学“将人看作一个个毫无生命力的原子，试图用变幻莫测的数学模型去描述人。”这是典型的对科学方法的滥用。
· 牢牢地锚定“人”这一核心问题。
奥派认为经济学的根基必须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任何抽象的“国家、社会、民族”都是由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组成的，放弃具体的“人”而研究抽象的“国家”无异于本末倒置。
（極之重要的思考邏輯！！）
· 紧紧追随康德“先验的知识”这一哲学思脉的教导。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人类的理性。人类的心灵有独特的结构，由这些结构所推导出来的知识被称为“先验知识”或者“形式的科学”，例如数学、几何学。
康德认为人类是依靠“先验的知识”来认识外部世界的。“先验知识”是人类的底层操作系统，而“经验知识”只是输入操作系统里的数据。
米塞斯通过《人的行为》，罗斯巴德通过《人、经济与国家》为康德的“先验论”添加了一个新的分支，那就是经济学。在这两本巨著中，他们从几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重构经济学大厦。
在奥派经济学的思考框架中，我们无需去背诵复杂的定理，也无需高等数学的复杂变幻。只需带着一个逻辑清晰的大脑和一颗理解人性的同理心，经济学大厦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神奇地矗立在你的脑海中。这就是奥派经济学令人着迷的魔力。
▍权利不能被计算和交易
“实证主义”经济学与奥派经济学在人类伦理道德领域的较量同样激烈。
2016年，中国乐山发生了一件奇事：
三万只蜜蜂蜇死了三头牛，结果蜜蜂因为失去了蜂针也全部死掉了。于是养蜂人与放牛人对簿公堂——放牛人指责养蜂人的蜜蜂蜇死了牛，要求赔偿，而养蜂人控诉放牛人的牛害死了自己的蜜蜂，也要求赔偿。
熟悉主流经济学的人一定由此想到“科斯定律”：到底谁是受害者，这取决于社会总成本，而法官应该按照社会总收益的高低来安排财产权的边界。比如，牛肉的市价高于蜂蜜，那么养蜂人就要赔偿放牛人。
主流经济学认为，科斯定理强调了“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此判决使得“社会总成本”降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奥地利学派却不以为然，霍普在《私有财产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中认为“科斯定理”严重侵犯了私人产权——
·如果按照科斯定理运作，那么法官的判决将朝令夕改，同时让财产权的边界模糊不清。道理很简单，物品的成本和市价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天牛肉价格高，牛被蜇死了，是养蜂人的责任。但如果明天蜂蜜价格比牛肉高了呢？是不是意味着法官的判决随时会跟着市价而改变。
——这将导致社会不存在稳定的财产权预期。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根基，一个产权预期不稳定的国家，就不会出现繁荣。
·科斯定理认为，谁成本低，谁承担责任。但是这里的成本仅仅是“货币成本”，但假如存在非货币形式的心理成本，又该怎么计算呢？比如，蜜蜂蜇死的牛，是农夫和妻子共同抚养的，它见证了一对夫妇的爱情，这对他们来说是“无价”的。
——正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都不能侵犯我的私有产权，凭什么以社会总体利益的名义就能使侵犯就变得合理了呢？
·科斯定理把每个人的财产权加总当做一个整体来计算，这真的合理吗？举个小例子，小王和小明的工资都是一万元。现在小王和老板谈判，把小明的工资变成五千元，自己的工资变成两万元——二者整体的收益从两万元变成了两万五千元，总体利益增加了。小明会同意吗？
——不同人之间的价值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加总计算的。
“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为何像“科斯定理”这样以“社会总收益”“集体的利益”的名义侵犯个人私产的荒谬观念仍能被主流经济学界不断追捧呢？这将导致怎样的后果？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中的回答振聋发聩，“自从科学方法论统治人文社科领域后，致命的自负者不断沉迷于抽象的概念——社会’‘国家’‘阶级’，他们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描述成‘毫无生命的自由原子’，他们消解了伦理道德，他们追求价值中立，驱逐价值判断，最终把人类社会引向奴役之路。”
▍认识错误的思潮相对容易
根除错误的方法论却异常困难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20世纪，对先进技术的盲目崇拜，对科学方法的滥用，造成了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的灾难，至今仍让人仍心有余悸。但遗憾的是，大灾难并未带来大觉醒——
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让人类看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但人类也再次陷入了致命的自负：无论是东亚还是欧美，不断有科技精英提出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复活“计划经济”。
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让人类看到了治愈癌症等绝症的新希望，但“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此重新抬头：人类通过技术可以摆脱遗传的限制，随心所欲地设计自身，世界上将不再有疾病，人类的智商将提高上百倍，既可以消灭贫困与不公，还可以加速人类的进化。
“实证主义”经济学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在致命的自负中无法自拔，仍旧幻想用几个抽象的函数模型就能还原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
......
历史的斑斑血迹为何未能唤醒人类？究本溯源，我们只不过在认知上摒弃了“纳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错误思潮，却对这些思潮的真正推手——唯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趋之若鹜。用错误的方法论批评错误的思潮，其结果是，那些错误的思潮一次次的改头换面，并卷土重来。
认识错误的思潮相对容易，根除错误的方法论却异常艰难，这正是哈耶克写作《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殇》的初衷。在书中，哈耶克把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致力于发现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并由极少数精英对这些规律进行直接控制与运用的人，称为“唯科学主义者”。
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故意忽略一个事实：科学研究的观察对象，都是拥有确定的、具体属性的物，比如地球、月球、铁元素等等。在一定的观测条件下，它们的属性和性质不会发生变化，这是科学的根本前提。
然而，社会科学的世界是人的主观世界，研究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的心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人的行为受不同观念的影响会随时产生变化，人类社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涌现现象”，它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精确预测的。
“唯科学主义者”所构建的精巧模型忽略了科学的基本前提，恰恰是对科学的“反革命”。
刘业进老师说：“只要科学进步的辉煌一直持续，用‘科学与工程思维’组织人类合作秩序的人类理性自负就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一书将具有永恒的价值。”
有人误以为《科学的反革命》表面上关注的是“经济学到底该走哪条路”，但实际上，它警惕的是“理性的滥用”，真正关注的是在自由与奴役之间，人类到底会走哪条道路的重大问题。
物理学对微观世界的研究，即量子力学，表明，微观世界是概率和不确定性世界，随机是特征。人类个体对整体经济活动而言，其需求具有粒子性即具有随机和不确实性。因而宏观经济不可能是精确计划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是从何过渡到宏观世界的确定性（牛顿力学）和因果律，界线在哪里，仍是物理学的一难题。可能的答案是多重宇宙分摊了可能性，所以一个宇宙里确定性得以留存。社会生活中个体的随机和不确实到一个群体式，运动式统一，有序行为的发生确是由一个明确的基本原则的遵守导致的：趋利避害，或者说私性。我想这一点是经济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
布坎南注意到，无论是自由逐利的市场，还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政府，做决策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人的本性是相同的，且很难改变。那么，为什么不能用分析市场运行的方法来分析政府的决策行为呢？——布坎南用犀利的目光，敏锐地抓到了“破坏者”的软肋和逻辑缺陷。
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中是绝对误导性的，因为“任何数据所代表的事实，必然需要通过理论框架本身来组织，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数据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朱海就）。从更长的经济周期看，罗斯福新政的负面作用更大。那些支撑政府干预的数据和事实，既轻视了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忽略了时间周期
如果因为市场会失灵，而让政府干预市场，甚至替代市场，那么政府就不会失灵吗? 布坎南的答案简单而直接：“政府不仅会失灵，且政府失灵的后果并不比市场失灵的后果更可取。”
布坎南在分析政府决策时的核心是以下三点：
· 分析对象上的个人主义。政府不是一个天然的整体，而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真正做决策的是个人，而非集体。因此，分析政府选择的基本单位，应该是独立的个人，必须着眼于集体决策中的个人动机，以及影响个人动机的制度约束。
· 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倾向。人们往往把“利”理解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事实是，不同的人所追求的“利”是不一样的——财富、权力、声望等等；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追求的“利”，也在不断变动，但不管人们界定的“利”究竟是什么，都会只追求更多，而不是更少。
· 经济人理性假设。布坎南认为，之所以在制度分析中需要经济人假设，是因为它设定了一种“底线”条件，或者说是最差情境，在这个基础之上推导出来的制度模式或政策措施，在实际运行中将遇到的实际环境只会比预想中更好，而不是更差，这能保证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
布坎南的经济学思维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利是人的本性，人性是不变的，不会因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社会条件能改变的，只是对人性善恶的放大或者抑制。因此，无论一个人是存在于市场上，还是“服务”于政府中，其“自利”的本性都是一样的。同时，人又是一种复杂的动物，人们对“利”的界定，不仅受物质的诱惑，而且取决于人的思想、理念，甚至意识形态。比如，同样供职于政府，但有人追求名声，有人追求财富，有人追求权力，有人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而这些其实都是广义上的“利”，实际情形是，为了追求不同的“利”，他们会利用手中掌管的公共权力，做出不同的政策、行为，进而对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
政治领域也视为一种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团、选民都是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行为天然也会逐利——是所有经济人为达成某种协议，协调各种利益冲突的过程。因此，必须通过面对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者，布坎南绕过了结论本身，直接动摇其理论根基——公共决策中人的行为的逐利性，而这正是长期以来几乎被所有人都忽略的大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每个公共决策者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拥有理性计算的能力，也都无法逃脱人类认知的局限，他们可能利益一致，更可能相互冲突，他们会为了达到某个目标相互妥协，也会相互竞争，他们身上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市场中的经济人。任何公共决策，总是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任何政府既不可能“全能”，也不可能“仁慈”。这从根本上破除了人们对完美政府的幻想，也彻底动摇了其他呼吁政府干预、甚至替代市场的理论根基。
每当贫富差距、战争、经济危机出现，人们就会对自由市场产生怀疑，寄望于政府解决问题，而政府似乎也很少让人们失望——短期内，干预主义的确能带来经济增长，秩序稳定。
然而，陷入恐慌的人们总是容易忘记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能给予我们多少的人或组织，就一定可以拿走多少，甚至更多。睿智的思想家们总是在提醒世人：每当偏离古典自由主义一步，其实就是在偏离自由远一些。
通常而言，伟大的思想家有两种：
一种是横空出世，影响了一个时代，以致他的名字常被用来定义他所处的时代，但在历史长河中，他只被定格在特定的时空之中；还有一种，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身后所发生的每一场悲剧和灾难，都在为他的思想做注脚。
前者如伏尔泰，后者如哈耶克。
人类是如何从早期原始社会那种一个一个的小部落，发展成今天这种庞杂的巨型社会的？哈耶克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是人类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它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没有人能够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自发的进化中形成的秩序。如今，我们在这个庞杂的社会里相互高度依赖，这种依赖源于每个人自利的动机，每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利用自己的局部知识，参与社会分工协作，在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好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控制者，也没有一个指挥者，却形成了一种新的秩序——自发秩序。
这是哈耶克最具标志性的标签，相当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经济学中的自发秩序，而哈耶克把这种自发秩序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有互动的世界，都会形成自发秩序。
自然秩序，是自然的力量形成的秩序。理性设计的秩序，是人有意识的理性建构生成的秩序，体现为成文法、政策、制度及其塑造的秩序。
第三种秩序——人之行为的，但非人设计的秩序，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它与人有关系，但又不是人为设计的，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适应环境、不断的互动、不断的修改、慢慢被人认可、接纳形成的。它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比如语言，语言如此复杂精密，很难说是由哪个人设计的，它是由无数人参与，慢慢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
群体选择理论，其实是解释自发秩序到底怎么自发形成的理论。
（自發群體活動亊件的必然性）
哈耶克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物的世界，而是一个由知识和信息组成的世界。
因此，劳动分工的本质是每个人利用自己特有的理性、存储的知识信息，跟他人的理性、知识进行整合，这些知识片段整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我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最重要的不是劳动本身这种机械性的活动，而是知识。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局部知识，所以需要知识分工。而知识分工的前提是，知识必须是分散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全部的知识。同时，因为世界总是充满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我们能随时利用自己的知识做出决策。
所谓适应（adaptation），是在很长时间尺度上，一点一点的累积，多步骤的选择，在无设计师的情况下，最终被设计成一个极为精致而又复杂的东西。
适应性导致复杂性。竞争的过程是一个为了不断适应环境，慢慢产生变化的过程。逐代的变化，让事物越来越复杂。
人类的进化也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每次进化一点点，差的地方进化掉，好的地方保留下来，微观上慢慢改进人类的生存能力，让人类能够逃避危险存活下来。
哈耶克认为，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他就是自由的。
自由与责任相联系，自由不许诺幸福。不是说有自由的人一定会幸福，自由只是一个程序，一种权利，要自由，就需要承担责任。比如，人人都要自由恋爱，不要父母包办婚姻，如果婚姻不幸福，就需要自己承担后果。
自由是消极的，自由与能力无关。哈耶克所说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是别人不干涉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它与个人有没有能力无关，比如，一个人没有钱（即没有能力）去欧洲旅游，此时，他就不能说，自己没有自由。
哈耶克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应该在保护市场运行的产权制度和法治建设上有所作为。
因为哈耶克看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一旦没有监督者，这种恶就可能随时爆发，靠自觉、道德的约束不能维持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秩序，所以，第三方的强制，尤其是暴力强制，就成为必须。
但是，哈耶克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参与经济过程，尤其反对施行国家垄断。
如果把民主视为多数人决定的事务，特别是针对不受民主调节的私人领域时，民主就会蜕变为暴政。民主只能用于私人权利以外的公共事务，私人领域的权利不需要民主表决。
如果人们通过民主表决属于个人自由的事情，那就成了民主程序对自由的僭越，最终会变成由民主操纵的多数人的暴政。这既是一种危险，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哈耶克认为，政府的本分是保护人的自由，保护自然法赋予个人的权利，这比民主本身更重要。
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同样离不开自由，哈耶克认为，服从符合自然法的良法的统治就是自由，所以，自由和法治是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应该是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法治在政府强制和个人自由之间建立一个防火墙，让政府不会轻易地侵犯到个人的自由。
必须警惕公法对私法的僭越。私法的公法化，意味着建构的秩序侵蚀，甚至取代自发秩序，法治就会蜕变为再分配的工具。
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立人定法，结果导致恶的后果。比如北欧高福利国家。本来人的收入就有高有低，社会就有贫富差距，政客为了迎合选民而承诺高福利，结果只能动用权力来调节，通过高税收和借债，给民众发福利，福利越来越高，政府入不敷出时，就会印钱，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反噬自身。
哈耶克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事物的名称要根据人们的观念来决定。假如有人这样认为，并且也由于有人这样认为，那么，货币就是货币，词汇就是词汇，化妆品就是化妆品。”
哈耶克所阐述的社会科学事实，是一种人们共同接受的观念性的事实。比如语言中，用“水”这个字表达一种液体，用“爸爸”这个词表达对一个人的称呼，都基于一种人们观念中共同约定的规则，是所有人都同意并遵守的，如果有人不愿意遵守，就没有办法跟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
再比如婚姻，婚姻不是指两个人在一起居住，而是一个基于双方都同意的观念之上的共同体，是一个社会科学事实。
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因为它把经济理解为一个器物层面的“物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合作的、社会科学的事实。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概念都是社会科学的事实，比如供给、价格等等，因为它们都是人行动的结果，是基于一个共同体的共同认知，共同约定。可以说，没有人的观念赋予其意义，就没有供给、价格这些“社会科学事实”的存在。
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道路
——哈耶克十大思想
我是一个有着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没有崇拜感，其中几位还觉得他们很难值此殊荣。但我读了哈耶克的著作后，却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甚至整个人都有了深入骨髓的变化。
……哈耶克对人类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只是影响的方向可能截然相反。
——杨小凯
今年是哈耶克诞辰120周年。
虽然，伴随着哈耶克预言的实现——计划经济和极权体制在全球的普遍性失败——哈耶克早已进入先知的殿堂。然而，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警觉，不过是哈耶克思想的一支火苗，而原非全部。如果我们把哈耶克仅仅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旗手”时，人类距离真正的自由就还很遥远。
1. 知识分工：计划体制的不可持续性
《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凯恩斯盛赞，拉斯基痛骂
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而哈耶克认为：劳动分工的本质就是知识分工。千万年来，每个人都在自发地运用零散的、独有的、不可言说的知识，以价格为唯一信号进行分工交易，并促成人类的进步与繁荣。
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可能掌握市场运转所需的所有知识，因此计划体制必然造成巨大浪费、灭杀知识分工，最终导致真理终结、经济崩溃、道德沦丧……
2. 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源自人祸
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的根源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周期性的就业低迷。因此主张超前消费、扩大赤字，以货币和财政刺激经济。
哈耶克则针锋相对：以货币、财政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扭曲了真实的消费需求，误导资本向上游聚集，当急速扩增的虚假消费耗尽储蓄，央行只得继续降息印钞，最终，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引发大萧条。
3. 对法治的洞见：自由高于民主
哈耶克认为，合乎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的“自然法”，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因此立法机关无权更改自然法。
国家软弱，就无力维持自然法、保护国民自由；但国家有暴力、强制的潜能。因此，法治的核心是，“在政府强制与个人自由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
4. 宪政新设想：代议制再制衡
哈耶克认为，基于自然法的生命、财产等基本权利绝不可妥协退让，而受民粹裹挟的福利国家、投机政客，是民主国家的头号威胁。
因此，他对美国的分权制衡仍不满意：除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还应把国会分为“政府议会”和“立法议会”——参众两院（即政府议会）继续制约政府的具体政策；立法议会则负责保障基本权利，防止暴政与暴民……
5. 自发秩序：复杂科学不可理性设计
哈耶克研究脑神经的专著《感觉的逻辑》
哈耶克提出：生物、气象、制度等主体，都是由“数量庞杂的元素”经由“动态的群体选择”，在“亿万年的竞争互动中”自发演化而来的。
因此，经济学、心理学等复杂系统（或复杂科学），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通过数学模型精确预测，更不能以人的理性进行设计。
6. 扩展秩序：竞争是一种发现程序
进化论认为，在亿万年的进化竞争中，某种生物会因为优势的遗传特征，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繁殖机会，从而扩大自己的种群。
其实，人类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国家，以及观念、伦理和制度，也一直处在激烈的竞争中。人类无法预知什么是真正的“优秀和正确”，只有通过充分竞争，“优秀和正确”才可能脱颖而出，并且繁衍扩增。扼杀公平竞争的社会，就是在扼杀自己的未来。
7. 为语言祛魅：拯救被污染的语词
哈耶克说，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家园、行为的指南。人类的思考和交流，知识的代际传递，都必须依靠语言文字。然而，被毒害的语言导致认知混乱，阻碍知识分工，甚至威胁人类伦理。
乌托邦主义对语言的毒害最为深重，很多人以善良的名义公然作恶。即便在美国，“社会”“自由派”等词汇也被严重污染。捍卫语言的纯正，就是捍卫人类文明。
8. 为生命辩护：生命本身才是目的
刘军宁：人就是人，不是人口
哈耶克严厉抨击了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人口控制”学说，并以经济科学证明了亚当·斯密的先见：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居民数量的增长；市场经济能让更多无产者养活自己；人的数量增长有极限，会趋于自我平衡……
因此，哈耶克极其反感那种把人类看作动物、工具的理念。他强调，“生命只能以生命本身为目的”。
9. 货币的非国家化：货币竞争的超前理念
哈耶克认为，国家对铸币权的垄断，是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的制度根源，也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要想免于强制盘剥，就必须打破货币垄断、维持币值稳定，逐步实现货币的非国家化：允许私企发行货币，开放货币竞争。
这一超前的思想，仅在数字货币领域得到有限的实验。
10. 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容忍了人类的无知
诺奖演说《知识的僭妄》：经济学诺奖是个错误。
受科学革命的鼓舞，人类大大低估了社会、人性的复杂，滥用科学，自以为可以穷尽规律、掌控命运——这种致命的自负，带来了深重的乌托邦灾难。
哈耶克认为，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全知全能，个人永远处于无知状态。因此，必须制止对科学和理性的滥用，唯有依靠个人自发决策的市场分工，才能充分利用最稀缺的资源：知识。
（如果，這篇文章預示了當前中外量化寬鬆，大印鈔票的危機，我們的日子就可怕了，不能不看看，能夠防患於未然最好，防止不了，起碼知道怎樣死去，也可能有路可逃。）
哈耶克的最后一击:货币的非国家化| 巴曙松
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效率，那为什么不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这是诺奖得主哈耶克生前最后的经济学思考。
当现实经济的运行出现显著的动荡与纷争，就会促使人们从理论上进行反思，特别是从经济思想的演变历程中寻求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些经典著作和代表性学者，在大变革时期，往往会被人频繁提及。亚当·斯密是这样，凯恩斯是这样，哈耶克也是这样。
这一次，哈耶克被频繁提及的大背景，是数字货币的风起云涌、泥沙俱下。支持者四处布道声称货币革命，批评者痛心疾首视为金融骗局。争论之下，大家共同尝试去寻找经济思想上的理论支持，于是，都找到了哈耶克，找到了《货币的非国家化》这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
要理解哈耶克和《货币的非国家化》，需要将其放在经济思想史和货币金融体系演变史中来定位和考察。
面对比特币的疯狂与退潮，害怕错失机遇的人们争相学习《货币的非国家化》
▍思想史上的哈耶克
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两者的关系及定位，几乎就是不同经济学流派争论的焦点与核心。
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马歇尔，自由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从孕育到发展，达到第一次全盛时期。马克思和门格尔，则在《国富论》出版差不多一百年后，分别撰写出《资本论》和《国民经济学原理》。
在苏联阵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几乎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经历的大萧条，以及其经济学界随后对大萧条的反思，凯恩斯主义一时大行其道，“看得见的手”以不同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
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指数，构成了两百年来的经济学江湖
这一阶段的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庞巴维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持续努力下，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政策见解，都更加成熟完善，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但是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府之手”的理论与实践面前，显得力量单薄。
二战后西方各国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也在事实上成了奥地利学派黯淡无光的日子：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如鱼得水，都让奥地利学派的身影，成了“政府之手”面前孤单无助的背景。
从1871年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到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现代经济史这百年风云中，奥地利学派不说经历了百年孤独，至少还未曾收获应有的荣光。
随着西方国家深陷“滞胀的七十年代”，“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卷土重来，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的分析、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再次进入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聚光灯下。
1978年，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改革开放；1979年，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发源地的英国，迎来奉哈耶克为座上宾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全面推进自由化改革；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与撒切尔夫人遥相呼应。
在哈耶克生命的最后三年多时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的邓小平南巡重启改革，大萧条以来被“政府之手”全面压制的“市场之手”，一时间在全球范围内迎来彻底的反转。
中国重回市场经济，被世界视为“自由的伟大胜利”
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9·11危机”，再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等，在全球不同国家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内，全球范围内更加一体化、更加自由的经济活动，却显得更为动荡，各种矛盾更为突出。
在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现实的经济冲突与动荡，可能对经济实践是灾难，但往往也是经济思想发展的沃土。面对实践对理论带来的一次又一次挑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从经典理论中获得哪些启发？
▍货币演变：人类自由的抗争史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看，最原始意义上的货币的出现，不过五千年左右。
据赫拉利《人类简史》的介绍，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钱制度，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麦元”制度。所谓的麦元，就是大麦，将固定量的大麦谷粒作为通用货币单位，用来衡量与交换其他各种货物和服务。我也曾见过一个陶罐装的满满一罐的小贝壳，那是人类早期的贝币。
公元前2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白银货币制度，贵金属开始脱离其一般的使用价值，而作为一种货币存在。而第一枚硬币的出现，还要等待近两千年。约公元前640年，吕底亚王国的国王阿耶特斯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
金钱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它是唯一对穷人开放的东西。——哈耶克
第一张纸币则还要更晚，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的四川地区，一些商户开始印制发行名为“交子”的纸币，但到公元1023年，宋仁宗就把这一纸币发行权收归政府独有。
1694年，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创立，并很快就开始发行银单，纸币开始逐渐在欧洲流行起来。但是，真正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货币制度的历史演变，一般归纳为金属本位与纸币本位。但是如果对中国经济金融史有所了解的话，可能实际分类会更为多样和丰富。
比如中国最早的货币是贝，汉字“钱”是从“金”旁的，但这里的“金”，并非黄金，而是铜、铁等金属。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富含白银的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白银才逐渐取代铜等，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要货币金属。黄金虽然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却很少应用于流通领域中。
事实上，白银的国际流动，在民国时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巨大，并迫使民国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宣布在全国范围推行法币制度，并逐渐滑向超级通货膨胀。
▴ 杨小凯：银本位使中国侥幸躲过了1929大通胀，但法币和官企最终埋葬了民国经济（点击欣赏音乐相册《决定中国国运的三次大辩论》）
除了作为货币的物质载体不同，中国的货币发行也具有自身特点。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各自发行本国货币，秦朝一统六合，同时也统一了货币的发行权，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汉朝初期，尤其是汉文帝时，自由的货币发行权，不仅造成了货币的再次混乱，也让铸钱的商人大发横财。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收回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也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体制。历史上的纸币“交子”，也存在不过二十余年，其发行权就被收归当时的中央政府。
另外一个特点是，由于货币基本都是贵金属，朝代更替一般并不会带来前朝货币的彻底被废除或被禁止使用的情况。而且，由于无法彻底禁止商人熔钱币铸铜器等行为，某一时期的货币总量很难测算，政府也很难根据经济的增长或衰退，而调整货币总量。
当然，虽然金属开采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增加，政府也并非完全对货币总量毫无办法。比如王莽币制改革，曾强制废除五铢钱，一比一替换为重量仅为一铢的“小泉直一”，相当于民众手中的五铢钱一下子贬值80%，而政府可发行货币总量也相当于增加了四倍。王莽的一系列币制改革，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在金属本位制下，虽然也有王莽这样赤裸裸的收铸币税者，但相对来说，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信用货币体系下，无论是意图上还是手段上，“政府之手”都对铸币税更加得心应手——相对于金属货币，纸币的通胀收割更加便利。
民国出现恶性通胀的时期，为买一袋米，往往需要推着一车的钱；魏玛共和国时期出现了最大面值达100万亿马克的纸币；十年前的津巴布韦央行发行面值100亿的纸币等。所有这些都让王莽的“小泉直一”相形见绌。
当然，即使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这种恶性、超级通胀也是比较罕见的。更常见的，同时也是争议更大的，是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即只要对“政府之手”进行约束，比如规定年通货膨胀率不高于3%或2%，很多人认为，不仅无害，反倒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充分就业，熨平经济波动。
纸币被稀释至此，委国国民的生活可想而知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美好，2003年，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罗伯特·卢卡斯直言：从所有实际目标来看，防止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已经解决几十年了。可惜，卢卡斯言之过早，至少早了四年。
正如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所指出的，尽管通货膨胀维持低位，过量信贷还是引发了危机。究其原因，一是信贷投放创造的债务合约导致了负面后果，二是发达经济体的多数信贷未用于支持新的资本投资。
由特纳勋爵来回顾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他承认当年完全未察觉到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已经扑面而来。以至于，为了理解这场危机的根源和后果，他不得不重新捧起维克赛尔、哈耶克和明斯基等人布满灰尘的著作。
在动荡的金融危机中，人们重新提出了哈耶克当年提出的问题：货币发行权难道天然就归属于政府所有吗？难道市场之手，不能像接管衣食住行用各色商品一样，也接管货币吗？
批评货币非国有化的论者则强调，缺乏信用约束的经济社会环境，如果把货币发行权完全交给市场，可能会带来新的冲击。
如果市场上同时存在多家机构发行的多种货币，面对随时波动的汇率，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如何标价？发行货币的机构破产怎么办？是不是需要政府对发行货币机构进行监管？政府与发行货币机构合谋怎么办？
也正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耶克这本《货币的非国家化》，一直未能如他的其他著作那样，受到太多的关注。哈耶克自己也坦承，“货币的非国家化”这一制度重构是“令人震惊的”，它“开辟了一个最为奇妙的新的理论天地，展现了制度安排的别样可能性，而对此，以前似乎无人考察过”。
这本书初版于1976年，当时的全球经济正深陷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石油危机的泥淖之中。当然，哈耶克领衔的新自由主义，还需要再等上几年，等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分别担任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之后，才迎来欧美经济体系中真正的高光时刻。
纵使如此，在这本书中提及的欧洲货币体系，最终也并未采纳货币非国家化这一建议，而是走向货币的一体化——欧元区的构建。至于稍晚拥抱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英国，非但未放弃美元和英镑，反倒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国家经贸战略的重要武器。
面对“货币的非国家化”这一颠覆性课题，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哈耶克笔下的“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更有很多科学技术需要取得突破，而区块链技术无疑就是备选之一。
2008年，一篇作者署名中本聪的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系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今天，“数字货币”的热度已不亚于任何流行词汇，而在理论上重新引发广泛关注的，则正是哈耶克这本书中率先提及的“货币的非国家化”。
比特币为哈耶克的超前设想提供了最初的参考
当前，波谲云诡、充满动荡的全球经济与野蛮生长的数字货币不期而遇，就像特纳勋爵那样，打开历史尘封的经济学经典文献，重新捧起哈耶克这本四十多年前的著作，或许再次收获的，就不再仅仅是惊诧，更有一种深入的思考了。
注：本文为巴曙松教授为《货币的非国家化》所作的序，有删改，标题由编者所加。
发表于 2020-9-27 21:2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