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胡莉雄）

钟点工

我的父亲胡一声（1905.10-1990.3.19），原名胡水庭，曾化名蔡若愚、何家烈、陈一新等，广东梅县梅南罗田上村人。1925年，毕业于省立第五中学（梅州中学），同年考进中山大学，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写出父亲在党64年，从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爱国爱民爱侨的责任担当；每一步都体现了共产党人开拓未来的预见；每一步都体现着小人物创造和堆积国家发展的丰功伟绩，以表达我最深重的怀念和敬意。

一、为新中国诞生浴血战斗

创建九龙嶂山武装革命根据地
1926年冬，胡一声与郑天保返回家乡，组建中共梅南区最早的梅南中学党支部。1927年4.15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实施反共大屠杀，血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必须回家乡农村,组建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队伍，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1927年10月下旬，东江特委批准胡一声和郑天保带领梅南武装数十人，走上九龙嶂九尾岌，联络梅县和丰顺县领导人黎凤翔等同志，成立“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推举郑天保（化名郑兴）为主席（团长），胡一声（化名蔡若愚）为党代表。十团治军严格，施政开明，深得百姓拥护，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从此，九龙嶂逐步成为梅州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1976年10月1日，胡一声在悼念毛主席的诗中写道：“井冈山下举红旗，发动农民百万师，我亦闻风而起舞，九龙嶂顶挹朝晖”。
2013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文确立：梅州全区是当年中央苏区一部分。现在水泥路已经直通山上团部旧址，并在旧址旁修建了纪念碑，纪念亭和纪念馆，九龙嶂系列纪念群已成为党建红色教育基地。团部旧址和纪念馆里面均挂有胡一声相片。
颠沛海外播火种
1928年夏，国民党反动当局采取血腥的手段镇压革命。梅县县委被反动派摧毁，悬赏通缉抓捕胡一声。省委急调胡一声离开十团，拟与陈启昌、古柏三人共同组建新县委。2020年11月15日梅州日报登载了梅南乡亲胡焕元口述《“水叔”的革命轶事》的文章，讲述了水叔（胡一声）“掩护战友负重伤身体痊愈赴南洋”的故事。
“一天晚上，水叔和古柏烈士（古柏爱人曾碧漪是毛泽东的第一位女秘书）两人计划到梅南中学参加会议。他俩从九龙嶂九里岃下山，准备绕道浪荡石，经过顺里到梅南中学。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有人跟踪。水叔是本地人，熟悉道路，他设计将敌人引开，但因夜晚光线微弱，水叔不慎坠落路旁悬崖，幸好悬崖下面是个浅水潭，崖壁上长满杂草和小树，叔父只是肋骨骨折和皮外伤。天亮时，古柏顺利回到九里岃团部，马上向领导报告了昨晚的情况。而水叔也苏醒过来了，忍痛艰难爬到水潭岸上，后被前来搜寻他的战友和群众发现，被护送到附近可靠农户家治伤。伤势基本好转后，水叔马上向上级报告情况，数日后东江特委命令水叔奔赴南洋，开辟海外华侨支持支援国内革命斗争的新战线。离开梅南时，水叔已三个多月没有理发，遂男扮女装，佯装婆媳同行赴圩，按组织指定路线，到官塘圩码头乘船，由新任县委书记廖祝华亲自护送到松口码头，再到汕头，化妆成水手由汕头乘船赴南洋。”
1928年冬，父亲到达新加坡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新加坡特委接上关系，不久被派往荷印爪哇泗水市，开展侨党临时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创办《华侨小报》《侨声日报》，从事华侨教学和宣传出版。后因化名“胡春华”的出版物，被通缉追捕，离开印尼，重返新加坡。1930年又被新加坡特委派回上海，担任闸北区新成立的文化人支部的组织委员。
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的加影华侨中学
马来亚雪兰莪州有个地方叫加影， 1932年，胡一声被加影华侨学校董事部聘为校长后，将小学扩展为中学，除了初中、高中外，还增设简易师范科。前来就读的学生除了马来亚各州的华侨子女外，还有邻近的泰国、北婆罗洲（今沙巴）、苏门答腊的华侨子女，不少学生家境贫苦。广州新马侨友会天河区二组的李志文侨友亲口对我说：“如果不是加影华侨中学，我这辈子是没有书念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马来亚华侨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胡一声重新回到马来亚，与侨党领导的“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密切联系，发表文章唤起民众，并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可避免，发动广大爱国华侨以人力、物力支持国内抗日战争。
近年来不断有马来西亚华侨，历史学家到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翻找当年报刊登载的消息文章研究，印证加影华侨中学传播了革命思想，培育了革命青年，组织学生宣传抗日救国，得到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向国内捐款捐物，并屡次被评为马来西亚华人团体最前列，引起国内外关注。同时，还集结和转移国内来新马的革命干部，成为中共的海外堡垒，被华侨誉称为“海外小延安”。地下中共支部党员多时达二十多人，前后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派回延安、新四军、东纵工作的学生有几十人，他们成为解放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分子，其中许多人成为担当重任的部、厅级干部。
加影华侨中学获得毛泽东亲笔题写校牌，也获得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爱国将领以及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题词。父亲著书《各国教育特辑》、《论儿童的养护教育》、《早期华侨艰苦奋斗的历程》等流传甚广。
1940年秋，胡一声被英马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离开马来亚那天，加影火车站聚集了自发前来送行的各界华人三千多人，强烈抗议当局倒行逆施，加影华中校董会正式在报纸上登载告示，聘任胡一声为永久名誉校长。
“专门反日”被查缉
1934年至1936年，父亲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和留日爱国进步同志一道，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新诗歌运动、新戏剧运动，新教育座谈会和邀请郭沫若公开演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与留日反动派争夺“留东同学会”和“广东留日同乡会”等机构领导权；主持“留日同学教育座谈会”，主编《国际教育月刊》。他用各种笔名（如陈一新）在海外报刊上揭露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阴谋，被日本驻外使馆以“专门反日”的罪名报请日本政府查缉，但终未被查获。
在上海创办“引擎出版社”
1936年初以宋庆龄为背景的“中华全国救国联合会”秘书长钱俊瑞邀请父亲回到上海，向华侨筹资创办“引擎出版社”任社长、发行人，以上海救国会成员及著作人协会会员为撰稿人，组织出版《现世界》半月刊等出版物及多种书刊。《现世界》一共出版了15期，发表文章360多篇，。文章切中时弊，战斗力极强，发行数量很广，影响很大。被国民党多次封杀后于1937年3月禁止发行被迫停刊，乃改出多种宣传抗日单行本，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上海沦陷。
此外，“引擎出版社”还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如：《中国经济的现势及其动向》（胡一声编译）《中日国力对比》（李凡夫何干之合著）《欧洲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柳乃夫著）《资本主义文化之没落》（周立波译）《世界和平与中国》（钱俊瑞著）《中国与美国》（章汉夫著）《中国与英国》（钱亦石著）等等。
“香港中国通讯社”
1941年1月，廖承志派胡一声负责筹办“香港中国通讯社”（今中国新闻社前身）向香港政府正式注册。由乔冠华为主笔，父亲当总编辑及注册人，黄刚为挂名社长（十二集团军驻港办事处主任）以作掩护。出版《每日电讯》《华南新闻》《海内外航讯》（航空版）《特约专稿》等4种新闻资讯，与当时范长江、夏衍同志主持的“国际新闻社”并驾齐驱。经过胡一声等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香港中国通讯社”所发的新闻稿件，甚受海内外，特别是华侨报刊的欢迎，很快做到自给有余（不花党一分钱），成为党的又一支有力的宣传工具。直至香港沦陷才被迫停刊。
奔走护送爱国者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香港集中了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香港沦陷时，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滞留港九，处境万分危急。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组织实施香港秘密大营救。胡一声负责老隆、兴宁、梅县转大埔、闽西的接送工作。1942年4月初，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密电，“要全国检查站严密侦查邹韬奋行踪，一经发现，就地绑架暗杀”。胡一声把邹韬奋送到梅县畲坑江头村陈启昌家里隐蔽住了近半年。1942年9月，护送邹韬奋突破国民党重重关卡追捕，离开梅县，送到韶关，再由其他同志护送，经上海转移到苏北新四军。
忠心耿耿搞统战
1943年疏散工作结束后，党派胡一声到韶关，打入国民党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以许崇清中将为主任，张铁生（中共党员）少将为副主任，胡一声行政部上校主任。主持、主编，出版发行《新建设》《教育新时代》《阵中文汇》《学园》等刊物。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深得许崇清、张铁生等人夸奖。1945年初，协助黄秋耘同志进入国民党第七战区梅蕉平埔指挥部，当中校秘书兼翻译官。黄秋耘曾载文写道：“这是一份闲差，但是相当重要，获取的军事情报，及时转告胡一声同志，再转告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等友邻部队。”
1944年秋，受中共党组织指示，胡一声向许崇清请假，回到梅县，在当时梅县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十分困难的条件下，1944年冬，在李伯球家乡潮塘，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干部会议，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选举李济深为名誉主席，李章达为代主席，张文、李任仁、何公敌、丘哲为副主席，李伯球为组织部长，胡一声为宣传部长，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争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仍在梅县主持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的工作。
1946年初，受中共广东区党委特派，胡一声和李章达回到广州，建立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员会，被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
1946年8月受广东区党委派遣，重返南洋各地建立中国民主同盟支分部，被选为马来亚支部常委兼新加坡分部主席。
1948年6月21日，英帝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胡一声被拘留，当地侨领严正抗议后，被释放后立即离境。
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任香港南方论坛社主编。
1949年3月初，胡一声由香港启程，到刚解放的北平。随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尔后历任第二、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恭听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二、为新中国的发展，努力开拓，艰难担当

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担任过以下要职
当选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在参加筹备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期间，受中央派遣，参加由董必武副主席挂帅、钱俊瑞主持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任大会秘书处主任，在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年中央教育部成立后，委任父亲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系副教授，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工农速成中学校长等职务；
1950年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1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常委；
1952年担任政务院组织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团副团长（团长李德全、卫生部部长）到广东恩平县参加土改；
1952年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中央总团团员；
1953年担任中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中央总团团员；
1954年，北京市人代会召开，被选为人大代表，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中学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副审判长；
1955年7月，国务院人事局调胡一声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广州华侨归国学生补习学校校长，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常委；
在广东省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广东省教育工会副主席；
在民盟广东省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副主任；
1957年兼任暨南大学复办筹备委员会委员；
1957年反右斗争，担任民盟中央反右5人领导小组成员、广东省民盟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担任广东省侨委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广州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及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直到反右运动结束，到北京开总结会。
1958年6月反右斗争扩大化，被打成党内极右，撤职，开除党籍，降薪5级，留原单位，不搬离原住址，可以接待外宾；
1959年调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研室主任；
1979年4月10日由广东省委发出通知，撤销1958年错划为极右派分子的决定和处分，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共产党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
1979年9月广东省委任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厅级）；
1979年6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1980年1月被选为民盟广东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等。
1982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发文，恢复1926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和革命工龄；
1983年以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老干部荣誉离休。
向总理表达当人民教师的心愿。
第一届全国政协闭幕后，有一天，周恩来总理派人通知胡一声在指定时间到中南海紫光阁。吃家常便饭谈工作安排问题，父亲首先向总理表明态度：“无论总理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我都服从分配，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沉思片刻后继续说：“若问我个人对工作的意见，我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哪个部门都很重要，但是国家建设，根本问题是人才，从立竿见影还是长远之计来看，都要搞好教育，这是培养人才的基础。如果教育部要我去，我也乐意去。”总理听了非常高兴。丘克辉先生曾向胡莉娜口述过这段故事，许多知己朋友听了胡一声在总理面前的表态，都感到惋惜。传说当年外交部是要任命他当大使的。他竟表示重操穷教师的旧业！这正是他人品高尚所在，在重大决定面前，一贯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很少考虑“权势”和家庭、个人的利益。家人对他的重大决定只有服从、适应、支持。1949年冬，父亲接到通知，去中央教育部报到，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办公厅主任兼北京师大附中校长郝人初接见了他。
领导们和胡一声谈的大意是：胡一声在海外主持的加影华侨中学，理论联系实际，引起国内外注意，毛主席为它题写校牌，周总理等许多人都给它题词。新中国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需要摸索经验，请你到教育部来，就是想和你一起探讨如何办好中学教育问题。
胡一声选定的中学是北京师大附中，它是一所基础较好，师资力量雄厚的中学。北京解放后，北京师大附中已被接收为教育部直属中学，由教育部与北京市共管，称北师大附中一部。其时，华北解放区迁过来的原育才中学，是招收高干子女的中学，也被合并入附中，称附中二部。另外还再并入了两所中学，一所为普通中学，一所拟办成工农速成中学，称附中三部、四部。一所学校，同时摸索四个类型的办学经验，这种向全国示范的高度、难度，实在空前绝后。
胡一声领命，表示尽力而为，立即由郝人初同志陪同走马上任，胡一声坚持要求郝人初留任师大附中校长，挂个名，便以加强部属关系，自己甘当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不久，教育部派来苏联专家顾问，配齐了各种教学器材，甚至小汽车等。父亲感到责任重大，他首先调动全校师生的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他写了一封信，向毛主席表示决心，又找到北师大附中二部一位同学，是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请他带这封信恭恭敬敬的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来信后，欣然提笔，第二次（第一次为加影华侨中学）应胡一声要求，题写校牌“北京师大附中”六个大字，交给送信学生带回，胡一声把毛主席的墨宝，叫人做成庄重的校牌，在师大附中大门上高高挂起，全校师生热情欢呼，热烈庆祝，精神面貌为之一振，教学各方面工作大大提高。
总理特批圆明园废墟
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原为华北育才中学，是解放区唯一进入北京的中学，合并在北京师大附中一部内，因太过拥挤，影响青年学子学习，更不利于长远发展。1953年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后，中央允许兴办少量特别需要的基建项目，胡一声争取到了为北京师大附中二部另找校址新建的立项。
胡一声跑遍北京城，最后看中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它毗邻清华、北大，认为在这里建校有特别的教育意义。但是北京市没有一个人敢批出这块不大的废墟一角。胡一声没有放弃，他提笔给周总理写信，阐述他要教育学生不忘国耻的想法。周总理见信后，深表同意，并到圆明园亲自视察后，立即批给北京市政府解决。北京市政府遵照周总理的批示，师大附中二部顺利在圆明园废墟东南角建成。后来改名为101中，意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由郭沫若题写校牌，独立发展为北京市重点中学，扩大招生，容许全市青年报考。
欢送大会
全国解放后，随着土改结束，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农业连年丰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1955年是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心最舒畅，治安最好，可算是国泰民安，夜不闭户，人民非常快乐幸福之年；而东南亚几个国家，却掀起反华高潮，海外大批爱国青年纷纷返回祖国。
这样一来，原来直接安插侨生入现有学校的办法，已不能适应突变的形势。中央高屋建瓴，决定在广州、厦门各办一所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广州归侨人数最多，是重点亟需解决学校的侨乡，为此，经得上级批准，特在广州加办一个港澳归侨学生补习学校。因为胡一声有海外办加影华中的经验，解放后又有办北京师大附中的成绩，中侨委会同教育部、北京市，决定调胡一声回广州当两个补校的校长，同时兼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消息传到北京师大附中，师生们极不情愿，纷纷到教育部、北京市，请求留住胡一声校长，并陈述种种理由，认为胡一声不能离开北京师大附中。因为是中央侨委决定，教育部、北京市无法改变，只能放行。北京师大附中开了一次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欢送胡一声大会，会后拍下合影，这次欢送会令许多师生几十年后仍然记忆如新。
主持华侨补校，复办暨南大学
1955年，胡一声从北京师大附中校长岗位上，调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兼任广东省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港澳学生补习学校校长。
依依不舍告别工作生活了五年的京都宝地，又风尘仆仆赶回家乡省城，投入他熟悉的华侨教育工作。首先是选好校址，胡一声选校址比一般人深远一层，当前最急迫的是创办两个补校；但补校只是短期的适应性的教育，而发展华侨教育长远的措施是办侨生大学，补校可作为大学的预科；。
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华侨已出资办起了上海暨南大学，1930年我母亲，一个小小归侨女生考入就读，后因上海沦陷被毁，胡一声觉得现在应该把复办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应该办在广州，因为这里离东南亚，港澳最近，侨生最能适应。因此，胡一声在选址时，他胸藏复办暨大的“野心”，选了广州东郊一块毗邻原中山大学，又是乡土味十足的石牌村旁。这里往东可去黄埔港，往北可进广州市区的文化区。一片荒野山岭，地势有些起伏，座落有次，有岗有湖，远景不错，足够复办暨大。乘当时对华侨工作的重视形势，校址报告很快得到批准。父亲从土建开始，担任两个补校的校长。
入住补校，我每天步行穿过公路，沿着旧铁路郊野北行，入读华师附小二年级，亲眼目睹了当年补校旧址(现在的暨南大学)开山劈岭，建成礼堂、教工宿舍、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从1955年建校，到1958初具规模。当年大批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向往繁荣日上的新中国建设，蜂拥而至归国求学。
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侨委决定在广州复办暨南大学，而且要求当年开学、上课。这可急得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原省委书记陶铸团团转，组员胡一声以他特有的舍小家全大家的大公无私精神，敬献良策,提出以一条（对着华师附中校门的）马路为界，把自己亲自建设的补校划分成两半的方案得到实施。于是就有了整整七年，华侨补校和暨南大学两校没有围墙之隔，只有一条路为界，并存相邻的校史，直到1965年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从1955年算起40年后，父亲的设想，果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可惜父亲已经看不到了。
看看历史是怎么走的？？
1958年，华侨补校一分为二，复办暨南大学，两校并存整七年。
1965年6月，华侨补校受命搬迁到瘦狗岭。
1970年2月，林彪口头通知“撤销暨南大学”；3月广东省革委会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限三天时间，所有暨大教职员工必须全体撤离，被安顿到其他院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搬迁入驻。
1978年国务院批准复办广州暨南大学，但是军医大仍然占据校址，迟迟不愿搬离。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的七七届大学生，全国各大学统一都在78年春节后，入学开课了，唯独原暨南大学教师和干部还不能回迁，复办招生工作无法开展。不久，全国政协召开会议，增选父亲胡一声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和暨南大学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昭科联名在会议上提案，提出复办暨南大学迫在眉睫，军医大应尽快撤出暨大校园，《羊城晚报》特予头版刊载此消息。胡一声借在北京开会机会，设法面见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汇报。叶帅当即拍板：当年限你们三天内狼狈撤离暨大，我现在下令他们两周内腾空校园还给你们，军医大另拨校址新建。
暨大得以复办，我们家也从华南师范学院搬回到暨南大学宿舍。
1978年3月30日，叶剑英为暨南大学题写校名。
当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在校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90年代后期，地处瘦狗岭的原广州归国华侨补校更名为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补校的创办和暨南大学两次复办，胡一声功不可没。
归国华侨经典组织——校友会、侨友会。
归侨们特有的爱国热忱，让许多不了解华侨历史的北方干部很难理解，报以怀疑目光，加上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许多单位把华侨等同于“资本家”“里通外国”“危险分子”“特务嫌疑”，给予归侨许多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使归国华侨受到来自国外反动派和国内极左势力的两面夹攻，进退维谷，处境艰难，因此许多加影华侨中学师生，找老校长释疑。1955年以前，胡一声在北京，天天都有几封信或来人需要处理。1955年，他调广州工作后，来信来访的加影华中校友更是络绎不绝，于是胡一声提议组织一个校友会，让校友们有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平台，这个提议得到广州许多校友的热烈支持，由于当时条件，只联系到广州周围以及海南、福建部分地区的校友，约60到70人，以广州为中心，成立了“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让归国的校友们得到一次又一次大家庭式的、亲如兄弟姐妹的聚会，校友们身心得到了无限慰藉。这是全国最早的、少有的“校友会”。当时有些校友说，现在大家都不敢和国外的亲人联系，更不敢接受海外亲人的钱物。胡一声向大家说：“不要怕，亲人之间相互联系，是人之常情，自古而然”。又说：“如果有人还是害怕，可以写信告诉你的亲人，信和钱物，可以寄到我这里收转，我将分文无误交给大家；我不怕受连累，因为我额门上早就写着华侨两字。”记得当时有个在华南师院读书的侨生，叫国外亲人直接寄钱寄物给胡一声收转，藉此他完成了大学学业。可惜，没多久就发生反右运动，从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极左路线，有加无减，胡一声也被打成右派，校友会也因故停止活动20多年。1978年，胡一声平反后，来看望他的校友络绎不绝，远在山西、海南甚至海外的都有，校友们漂洋过海回广州看望他，胡一声遂又建议恢复“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得到大家的响应。经校友周力达、黄洁积极热情地寻找联络，联系上国内外校友一百多人，建立了标明有各自住址电话的通讯录，加影华中国内校友会于1983年在广州暨大召开了。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浩劫，有幸活下来的人，再次见面无不激动万分，会议选举了新校友会领导机构，一致推选老校长为名誉会长。会后，编辑出版了加影华中建校52周年特刊。以后还陆续出版了17期会刊，担任会刊编辑出版的校友，既出钱又出力，毫无怨言地把25周年、35周年、52周年的加影华中纪念特刊和后来的17期校友通信，广泛发送给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华侨中学校友，这些刊物有许多回忆当年革命的文章，充分证实了加影华中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领导下，在国外特别复杂条件下，成功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一声的办学思想，与后来的延安陕北公学、抗大是一致的。从这里走向社会的师生，大多数都是能文能武钢铁般的战士。他们不论在国内国外，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坚持爱国、爱乡、爱校、爱集体、爱战友的初心，经得起考验。许多校友把在加影生活学习的那一段经历视作光环，视作前进的动力。“广州加影华中校友会”会刊出版后，许多侨友非常珍爱这些小册子，有的甚至用这些小册子证明自己清白之身，清洗了那些虚妄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词，还原了自己的英雄本色；还有的师生重新为逝去的为革命献身的校友补办烈士证明，为健在的年老体弱的校友们，办了应得的革命工龄，和离退休证明。







黄洁当年的致公党秘书长，是华中的学生后来又成为教师，父亲通过她大力支持1986年成立广州新马侨友会，这是目前广州民政局唯一注册的社团组织。父亲胡一声是第一届新马侨友会的顾问。
高风亮节，努力维护党的政策的正确方向
1949年以来，胡一声参加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和的政治运动，如前所述，例如全国政协委员、土改副团长、三反五反法庭审判长、人大代表、统战工作、民盟中央委员、抗美援朝到朝鲜慰问、教育工会副主席、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校长、教授等等。
他从来没有忘记参加共产党的初心，无论何时何地何处，无论职位高低，无论顺势逆势，为国家的发展，为政治运动的健康，他绝不会明哲保身，甚至踩着别人向上攀爬，反而是尽量运用自己少少的权利去努力工作，尽可能保护冤假错案的受害人。结果不是在反右中，而是在反右运动扩大化中被打成党内极右分子。一句话“不会做官。”（在总理面前，他也是这样表态的）
在父亲的档案中有一份1974年广东省委组织部报中央组织部的红头红印文件《关于对右派分子胡一声的复查报告》文号是：“（74）组报27号”，文中说明：接到中央组织部批转和叶剑英副主席批示的胡一声的来信，要求对1958年被处理的结论进行复查。
这还是父亲从1959年开始不断申诉以来，第一次的官方回应文件。这是一份继续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文件。署名“胡一声问题调查小组”，经过半年时间，复查确认了1958年扑风捉影、上纲上线、颠倒黑白、可气可恨到极致的原处理结论，在文革极左路线升级背景下，“维持原处分不变”。
这份没有被烧掉的红头红印文件恰恰证实了父亲在土改运动中，确曾提出过不能把华侨错划成地主的正确意见；在三反五反中，向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反映过，我党地下党员，潜伏国民党策反和平解放梅县有功的第一任梅县县长陈伯麟，被错判成“反革命分子”是冤假错案的正确意见；还证实了父亲在反右运动中，“包庇、同情”省民盟右派分子郭翘然、魏均沛、华侨补校右派分子，主张应贯彻执行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
我们在家里曾听过父亲说，为了华侨补校教师的“右派言论”，他是专门召开甑别会的，让大家讨论；我们还知道，中共老党员杨凡，潜伏国民党的少将，被判刑12年。父亲硬是为他申诉改为无罪释放，出狱后，父亲叫他不要回家住一晚，立即来北京。在我们家足足住了半年之多，在北师大附中任历史教师,后来调到北师大任教。拨乱反正后得到老红军的历史结论。父亲坦荡高尚的人品的确如同民间传颂：疾风知劲草亮节感人深。
为编写党的历史做贡献
父亲的记忆力很好，他义不容辞的拿起笔，写了很多回忆录。例如《回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详细记载了两次东征播下革命火种、革命军的建立,十团的严明军纪、英勇顽强的战斗历程和烈士故事、东江苏维埃政府与红十一军的建立和斗争；又如《华侨运动讲习所》；《怀念肝胆照人的饶彰风》；《瞿秋白和中国革命报刊》………。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1月间，父亲胡一声见人民日报登载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复办后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其中提到“有些党史上的问题，需要重新调查，研究修改”很有感触，就写了一篇有关中共党组织早期的党史文章，是现在党史书籍中没有提过的，同时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胡耀邦同志。
胡耀邦同志收阅后，认为能写出这些事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派秘书梁同志去广东调查。1977年春，梁秘书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向胡耀邦汇报。于是有了尽快平反1958年错划右派的冤假错案，继而中组部促成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和暨南大学党委组织部，近三年对父亲从1926年入党以来的调查，落实党籍党龄工龄，发文《中共中央组织部（82）组建字994号》。
1980年，父亲已75岁高龄，由省党史办和梅县党史办工作人员陪同，披荆斩棘，踏破羊肠小道，重上九龙嶂。在九龙嶂地区参观访问后，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寒同志执笔写了《二上九龙嶂》一文，在梅江日报上发表，第一次在报刊上公开宣传广东粤东梅县九龙嶂的光荣革命史实，打破了广东解放后反“地方主义”的禁忌，激起很大的反响。父亲身体力行，回忆反思书写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史资料，因此受到胡耀邦同志称赞，点名要他参加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至二十日党中央在北京第一次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会后留他在北京军事科学院专心书写党史资料。他写的党史文章多次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对早期粤东革命史有极为客观冷静的回忆，对后来党中央把粤东革命根据地列入中央苏区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
1985年5月1日，父亲参加了在丰顺县汤坑召开的“纪念东江苏维埃政府暨红十一军成立五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他的发言再次阐明了粤东人民的历史贡献。会后，因为天气原因，他未能再上九龙嶂顶，在山脚下的九龙村小学住了一晚。他对随行人员，关于如何纪念九龙嶂的革命精神做了嘱托，中心意思是把九龙嶂地区建设成为红色+绿色旅游教育基地。
1990年3月19日，终因久病不治胡一声与世长辞。
正如暨南大学的悼词中所说：“在64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解放后他身居要职，但他始终严于律己，严以治家，丝毫没有以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和家人谋私利，保持克己清廉，艰苦朴素的高风亮节。直到逝世前两天，他仍不忘交纳党费，表现了对党无限忠诚。胡一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党的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由于篇幅的原因，还有许多高风亮节的故事未能一一表述。

（2021年4月5日完稿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