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岁月 （陶斯亮）

钟点工

流年岁月




一篇小文，《相逢一笑在梅州》，本是无足轻重，却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一时使我茫然，继而惶恐，继而不知所措；随后开始冷静，开始沉思，开始释然。对那些误会我有“红色贵族”、“权贵圈子”情结的朋友们，我想对你们说，其实你们所反感的，也正是为我所不齿的。同时，我也想告诉那些关心我支持我的朋友们，我这支秃笔不会因此而停。
说来也怪，好像有预感似的，今年2月，我鬼使神差地写了《流年岁月》一文，一直备而未发，我在犹豫，旧事重提，有必要吗？我甚至希望永远不会发它。《相逢一笑在梅州》引发争议，果然有人翻出文革中的一些旧事加以利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将《流年岁月》发出来了。
《流年岁月》与其说是篇文章，不如说是自我辩解，文章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1966年10月1日，向M主席状告总后的举动是蓄谋还是突发的？二，造邱会作反确有其事，后来在什么场合道歉的？三，文革中，军队的《紧急指示》是否与我有关？
                                                    ——陶斯亮   
                                                                                                        2021年6月6日






与主席的意外相见

1990年秋的一天，我被一张掉出的旧相片所吸引，感慨之余写了一篇文章。那时候没有网络，只能到报刊杂志发表，但投了几家都不敢接受。只有《中华儿女》的社长杨筱怀，冒着被贬官的风险，一字未改地刊发在1991年元月的《中华儿女》上。筱怀是我的朋友，我信任他，感激他，但对他将文章标题改为《我与聂力李讷林豆豆》，当时是有点不满的，觉得这个标题太过招摇。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篇文章一直被各种媒介转来转去，特别有了网络后，该文成了网上的烧饼，时不时会有人拿出来烙烤。这样的热度，现在回想起来，真要归功于杨筱怀改的标题。
那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命运”。聂力，李讷，林豆豆及我，随着中国各时期的政治风浪载沉载浮，令很多读者感叹唏嘘！
正是在那篇文章中，我记录了李讷带我去见毛主席的情景：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主席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主席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至今依稀记得那天毛主席拿我的名字开玩笑，说我与陶元亮（陶渊明）仅一字之差，那就是“如此这般的陶元亮啰！” 后来看电影《恰同学少年》，知道了一个叫陶斯咏的杰出女性，方醒悟毛主席为什么对我的名字感兴趣。


告邱会作的“御状”

见到神一样的毛主席，我的兴奋紧张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所以当他问起学校运动情况时，我脑袋一团乱麻，本来就口拙的我，语无伦次地讲了“总后压制了我们这一派……”等话，具体怎么讲的早忘了。
说来好笑，时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是我父亲的老战友，而此刻他正与我父亲在门外说说笑笑。几十年后，看到《邱会作回忆录》，才知当年天安门休息厅外的一幕。邱会作写道：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在天安门上，她看见毛主席进了休息室，就跟了进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状。斯亮说：‘邱会作镇压群众运动，他以军队有纪律为借口，定了很多条条框框，不许我们到北京串联，赶我们回去。’
陶铸看见女儿跑到毛主席身边去讲话，怕他影响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说：‘我想听听，做调查研究嘛。’
陶铸和我甚好，他出来后走到我跟前搂着我的肩膀说：‘嘿，亮亮在M主席那儿告你的状，你对亮亮管教不严，她是你的兵。’
我不服气地说：‘我前几天就给她写了一个条子，叫秘书送去，她不但不听，还在大会上念了我们的条子，表示要坚决和革命群众在一起！’
陶铸说：‘她怕曾志！’他边说边刮了一下我的鼻子就走了。”
可以看出，当时父亲是把告状的事当成小孩子的瞎胡闹。而我自己也的确没当回事，更没对任何人炫耀过，我的同学至今也不知道这回事。岁月是杯忘情水，是把雕刻刀，是一盆洗涤液。我脑海里对1966年的记忆，被岁月一遍遍冲刷，被苦乐年华一层层覆盖，我竟然忘了，忘得彻彻底底，直到看了《邱会作回忆录》……
如今回想，我竟胆大包天地向毛主席告总后和邱会作部长的状？！对像我这么一个崇尚中庸的人来说，是平生做出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儿了。
对邱叔叔的回忆录，我有两点回应，一是我见毛主席不是主动行为，是李讷给我的“意外惊喜”；二是我在休息厅里跟毛主席的讲话，当时并无其他人在场，我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邱叔叔怎会知道得那么详细？是听全军文革小组的人说的吗？他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对我至今是个谜。

道歉引风波，终得脱黑锅

2014年，我应路光邀请，参加了李作鹏和他父亲邱会作的百年诞辰纪念会。席间，我被请出做了一个即兴讲话，看到台下都是四野子弟，而且又是一个内部的会，就放肆讲了一通。
现在看，那番话本意主要是向邱会作叔叔致歉，虽然讲了些真情实感，但因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确实有些不妥，如将自己参加红X组织说成“被卷入”，有推脱责任之嫌；说“人民已原谅了XX”这种过头话引起很多人的不满；诉说自己得知“紧急指示”与己有关后的不安惶恐，等于默认了罪责……这个讲话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论，我随即又一番诚恳道歉，最终得到理解和谅解，事情后来也慢慢平复。
但最近有人费尽心思地找出我七年前那个讲话，传播到网上，企图把已经尘埃落定的事再次扰动起来，无非想让我“自取其辱”，“自搧耳光”。其实根本不劳他们口诛笔伐，对于文革的反思和自省，我自认是真诚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的。
那么，突然飞来的那块石头，曾砸得我头晕眼花的所谓《紧急指示》，到底与我有关吗？我最早是从《邱会作回忆录》里知道此事的。
离我在天安门“告御状”仅过了四天，也就是1966年10月5号，中央军委发布了不利于军队稳定的《紧急指示》。我只知道，这是奉林彪的意思发布的。近年来听说有人指出《紧急指示》的发布与我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主席谈话有关，这让我心有惶惶，更是纳闷，对这样一个身关名誉的事，几十年来我竟浑然不知？
这件事像山一样压在心上多年，难以释怀，直到2015年，文革史专家余汝信发表了《1966年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由来》一文，通过事实和资料，阐述了《紧急指示》出台的前因后果，我方如梦初醒，如释重负：我与之并无任何关连！对我无端的栽赃尽可休矣。

亲历苦难促使我投身公益

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命运！1966年我面临毕业，分配方案都拟好了。我一门心思地想着能回广州，从师著名眼科专家毛文书教授，做一名眼科医生。但作为军医大的学生，还需要加学“军事卫勤”课，因而迎头卷入了学校的革命运动，我憧憬的美梦几乎一夜间破灭，接下来的晴天霹雳，家庭变故，父亲之死，以及我个人命运的多舛，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付出。像李讷、豆豆，她们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何况我呢！
《邱会作回忆录》中还有这么一段：
“陶铸是我的老领导，我对他是很佩服的，他思想水平很高，工作魄力很大，能力强，办法多，充满革命激情，对同志非常热情、关心。陶铸在文革中不幸去世后，我是很揪心的，很难过的。亮亮是他和曾志唯一的女儿，她只是在文革初期响应M主席号召参加了运动，但很快就退出了。亮亮毕业分配去了艰苦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我当时是完全有权力有条件关照这件事的，但是我没放在心上，现在想起来有些对不起陶铸和曾志。”
其实正是那个“艰苦的地方”淬炼了我，使我成熟，变得坚强，并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

文革期间陶斯亮在大西北

我在去年发表的《我曾为西部山区的老乡一哭》一文中写道：
“现在回忆，文革十年最震撼我的事，除了父亲的死，家庭的变故外，就是我第一次目睹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民们触目惊心的贫困。
1970年10月，我当时是甘肃临夏解放军第七医院的一名医生，被发配到积石山农场劳动。积石山是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海拔1787-4308米，是保安、撒拉和东乡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我们是坐在敞篷大卡车上进山的，裹着厚厚的皮大衣还冻得直哆嗦，高寒山区的十月份完全是一种冬天感觉，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荒无人烟尘土飞扬的山路上颠簸。突然我们看到了村子，一群孩子远远地欢笑着奔赴路旁，走近一看，我的心顿时缩紧了，因为这些孩子们赤身裸体，虽然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都变成乌紫色，但看到汽车过来，眼睛里露出兴奋的火苗。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因为一直在优越环境里长大的我，对贫穷完全没有概念。而且这景象与我对新中国的认识相差甚远。不知是处于一种什么感情，本来心绪就很坏的我此刻再也忍不住泪水，我一直哭到目的地，我们农场。”
那一个时期，我每天都能看到扎心扎肺的贫穷景象，每天晚上都会偷偷的哭，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委屈的不行，想不明白我们的农民为什么会那么的苦？我们为什么还在那儿搞阶级斗争，拯救这里的饥民不比搞斗争更有实际意义吗？
此情此景，我至今都不能忘，也不敢忘。我坚持做公益30年，特别是回到大西北去扶贫助学助残，也许动力的源头就在大西北尘土飞扬的路上，在看到那些赤裸裸的、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的瞬间。
欣慰的是，当年我所见到的西北的贫穷景象，现在已不复存在。中国在2020年向世界宣告已经整体脱贫，这是中国几千年来亘古未有的事情，我庆幸自己是一位见证者，更是参与者。
桑榆暮景，摆脱了身背多年的历史黑锅，但仍不敢飘飘然，黄昏岁月依然做囊萤燧石。

2021年2月
于海南陵水港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