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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网 原载《党史博览》作者 ： 武健华，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
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李先念在毛主席追悼会上
赶修“202”，成为当时战备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2”是为毛主席建造的一幢住房的代号。这是一幢富有历史意义的房子。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生命垂危的时日，就是在这里抢救的，也是在这幢房子里病逝的。
它是在1974年抓紧建成的。当时正是中南海实施一项重大的战备工程期间，“202”便成为当时这项重大战备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重大的战备工程，工程量大，牵涉到以中南海为中心及周边的工程。施工队伍有军委工程兵和北京市各工种的建筑队伍。汪东兴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李钊和我三个人负责，参与有关中南海和周边各项工程管理及处理与工程有关的事宜。
毛主席原来的住房，是在游泳池更换衣服的小房间，空间小，空气不畅通，年纪大的人总觉得憋气，不舒服。后经身边工作人员一再动员，毛主席才同意将游泳池南面几处旧的小平房拆掉，新盖一座房间宽敞、高大明亮、抗震能力强的平房。新房子主要是三大间：卧室、书房、会客厅，还有几间附属用房，有宽敞的走廊连接室内游泳池。
这幢房子从选址、设计、施工到验收等项工序，我都亲自参加了。施工中特别强调人员的绝对可靠，首先要求各施工单位的党组织对人员进行认真审查，再经警卫局保卫部门严格把关。施工现场的重要部位，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日夜设哨看守。工程中的各种管道、风口、顶棚等处都有专人巡回检查。验收时，除组织人工细致检查外，还请卫生、防化及反窃听等有关部门带上仪器进行防原子、防化学、防辐射等等检测。
1974年底，施工单位把“202”赶建出来。但当时很长一段时间毛主席并未住进来，仍然住在游泳池原来的房子里。
为了不因施工影响毛主席的工作、休息，也不因毛主席的休息而影响到战备工程的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京市西城区关园为毛主席准备了一套院落，包括首长住房、随行工作人员及警卫部队住房以及相应的大小会议室等，也是一个挺大的庭院。后来因毛主席在施工期间离京去上海、杭州、武汉、长沙等地住的时间长，例如1974年10月13日毛主席由武汉到了长沙，一住就是114天，所以毛主席没有到北京关园去看过，也根本没有在此住过。
毛主席病情加重，周总理癌细胞转移，抢建“305医院”
“305”是为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修建的一所小型医院的代号。当初的要求是，既要便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疗养休息，又要便于他们在病中坚持工作，接见客人，会见外宾等活动，尤其是要有利于随身、住地、院内活动等的安全警11212作。这些是市内现有各个医院都做不到的。
1972年1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因结肠癌去世，1月10日下午3时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事先并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但毛主席于下午1点多钟睡醒后，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而且立刻就走。
八宝山殡仪馆室温很低，虽然用一大空汽油桶装满烧红的煤块，但起不了多大作用，站久了，我们都感到很冷。参加追悼会回中南海之后，毛主席就有了低烧。据医生说，因为肺部的感染引起心脏受到损害，也就是发生了肺心病。再加之“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身体远不如过去，病情严重。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4个月后，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周恩来总理癌细胞转移的迹象。
5月12日，在为周总理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4个红细胞，这引起了医生的高度警惕。经向周总理一再说明情况，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在周总理的配合下，又作了几次尿样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尿化验报告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并且令人心惊胆战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知情者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为慎重计，警卫局保健处又将京、津、沪三地的有关专家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会诊，大家对于周总理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之后，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同有关专家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病情，说明尽早治疗的好处，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病情，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清清楚楚。根据有关要求，他在北海公园西墙外养蜂夹道选了一块环境幽静、空气新鲜的地皮为院址，准备修建一所小型医院。
这所小型医院各方面的要求都相当高，从设计、用料、施工、装修以及参加修建的人员，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工程上要完全合乎标准。主体建筑是青砖与钢筋水泥混合结构的四层楼。第一层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人设置的，有卧室、办公室及会见外宾的大厅，并有相应的附属设备。房屋的墙体结构厚实坚固，抗震能力强，房间高大宽敞，光线充足明亮。“305”在1973年底完成主体结构，1974年春装修待用。按编制序列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总理住进了305医院，在这里治疗、办公、会见外宾等。在医院里，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是1975年4月19日，那时我负责金日成来访的警卫工作。19日，邓小平陪同周总理会见金日成、朴成哲。在场的总理贴身警卫张树迎告诉我，总理的脚肿，脚上穿的那双布鞋是为了这次会见临时定做的。此后，总理不断参加会议，接谈工作，会见外国客人。据总理身边医生讲，只在最后十余天他才放下了一切工作，直到1976年1月8日上午在305医院逝世！
1974年毛主席到长沙视察时，初期汪东兴没有随同出去，那时他因病住进北京医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手术，手术后高烧不退，经过长时间的治疗，身体才逐渐见好。这年深秋的一天，他的秘书电话通知我，说东兴同志有事找我。我迅即去医院见他。
一见面，他开玩笑似的说：这一次差一点翘辫子(死的意思)，要是翘了辫子有些事还说不清楚。我想了一下，这一时期有三件事要向毛主席作书面报告：
一是建造“202”这幢房子。这件事虽然口头报告过毛主席，但这是件大事，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还需要向毛主席写个报告。二是建造“305”。这是为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作为小型医院使用的。三是贯穿于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北海大桥。在战备工程重新修建时，在桥的两侧树起了两米多高经过艺术加工的铁栏杆，既是为了美化大桥，也是为了阻挡那些寻死轻生的人跳湖，当然也是与保卫“202”、“305”的安全相一致的。
汪东兴告诉我，用他的名义分别写三份报告送毛主席。谈话的第二天，三份报告起草后经他审阅同意，送给了时在长沙的毛主席。三份报告毛主席都圈阅了，后存入中央档案。
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让张耀祠打电话给汪东兴，说他的病好些后可以去长沙，一面在长沙继续治疗，一面照料毛主席皮肤病发作请大夫治疗等事情。后来汪东兴曾对我说：“那时在长沙时，小平同志、周总理、王洪文、江青都去过毛主席处。我因病未好，没有到机场去接他们，都是张耀祠到机场接送的。”
唐山地震后，毛主席被移至“202”紧急抢救
1976年6月26日，毛主席发生第二次心肌梗死之后，病情特别严重。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在毛主席住地游泳池值班。一般情况下，华国锋和张春桥一班，王洪文和汪东兴一班，轮流倒换，遇有重要情况则四人一起商量。服务科的同志告诉我，要给值班首长准备工作和休息的地方。直到9月18日开过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后，值班的任务才撤销。在此期间，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干部也在各自的岗位上枕戈待旦，准备随时听从召唤。
7月初的一天上午，汪东兴打电话要我到他的值班住地游泳池去一趟。到后，他对我说，为了解决设在走廊处心电监护器的医生、护士与主席房间内医务人员的沟通，需要一种能挂在胸前的微型麦克风。他要我和他的秘书孙守明一起去第四机械工业部，请他们帮助研究解决。于是，我和孙守明到北京万寿路找到了四机部副部长王子纲。那时国内这种新型的微音器使用还不多，没有现成的。王副部长组织专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才把样品带到中南海游泳池交给医务人员试用。后来，从外形到功能来来回回又跑了多次，不断改进，直到唐山大地震后的8月上旬，才比较好地解决了问题，最终还是给抢救中的医务人员用上了。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北京市有较强震感。地震发生时，我们从中南海东八所卧室跑到屋外，聚集在四合院的中间，看见天空中黄色带红的强烈闪光震荡，把东八所的几段院墙和围绕中南海的大墙多处震倒，少数房子被震塌，异常紧张。同时，大家也在担心重病住在游泳池的毛主席的安全。夜里余震不断。天亮以后，我们搬到了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前与瀛台之间的小广场上新搭起的防震棚里办公和休息，一直住了将近两个月。
7月28日上午，服务科科长孙洪起向我报告，说汪东兴主任让把“202”赶快收拾好，要使用。我问他人手够不够，他说有警卫一中队的人帮助。当天上午，医务人员、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和服务科的同志，在华国锋、汪东兴的指挥下，将毛主席从中南海游泳池迁往两年前建成的“202”住所。这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较强的余震，但在“202”似乎没有什么感觉。
毛主席搬到“202”后，房间比较大了，走廊也比较宽了，便于医务人员继续治疗和抢救。但只住了43天，毛主席终因病情恶化，于9月9日零时10分在中南海“202”住所病逝。
在“202”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1976年9月9日凌晨2时许，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向毛主席遗体默哀鞠躬后，就在“202”会客厅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为毛主席治丧的问题。服务科的同志和一中队的干部都会集在“202”，为会议的安全、服务继续工作。
江青在会上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抵制，一致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在研究了治丧委员会成员、讣告和告全国同胞书之后，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
9日清晨6时，汪东兴从“202”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中央警卫局科以上、八三四一部队团以上的同志，于当日清晨7时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开会。
当汪东兴宣告了毛主席已于当日零时10分去世的消息后，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纷纷落泪，有人还哭出了声音。汪东兴说，毛主席的丧事，中央政治局已作出安排，我们要以做好各项治丧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毛主席。他接着说，今天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向国内外广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接着广播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1日至17日，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中队要选派礼兵；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吊唁和守灵；首都将有30多万机关干部和其他各界群众参加吊唁仪式并瞻仰毛主席遗容；9日至18日，全国各地一律下半旗致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许多国际友人将参加悼念活动。这么多工作，都需要我们机关、部队的同志配合各有关方面去完成，去落实好。全军都要加强战备，我们更要提高警惕，按战备要求去保卫党中央、保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古人说：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我们千万要牢记这一点。
会议开得简短、扼要，会后各单位立即布置落实。
10日夜间，毛主席的遗体由中南海迁往人民大会堂，治丧委员会秘书处也开始在人民大会堂办公。秘书处由汪东兴负责，下设秘书组、遗体保护组、群众工作组、安全警卫组、新闻组、外事组、后勤保障组等。安全警卫组由当时公安部的主管施义之负责，我是安全警卫组的副组长之一，主要负责人民大会堂内外的安全警卫，特别是毛主席遗体的安全，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绝对安全。中央警卫局和八三四一部队在人民大会堂里外有整套的班子，照预定的方案执行。整个吊唁活动期间，安全警卫没有发生问题。
粉碎“四人帮”的决策下达后，我受命参与行动
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再一次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叶帅坚定地说：“对!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送走叶帅之后，汪东兴召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的我来到南楼办公室，指示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我们在汪东兴的办公室一直研究到10月3日凌晨4时，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初步行动方案。这个方案设想，在中南海怀仁堂采取行动拘押“四人帮”，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就地“保护审查”。
10月3日、4日，汪东兴分别向华国锋、叶剑英汇报了行动方案，得到了华、叶的同意。
10月4日上午，我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中、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随同汪东兴以检查战备为名检查了拟作为隔离“四人帮”地点的地下工程，并进行了安排布置。
为了做到心中有数，确保各项工作落实，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下亲自到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
10月4日、5日，我随同汪东兴对实施拘捕“四人帮”地点的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和安排部署，又制订了几种应急预案，并从中央警卫局机关的局、处、科级干部及八三四一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对付王、张、江、姚及毛远新的五个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其他人员，并对他们进行了编组。
10月6日上午8时，汪东兴让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发出了通知：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10月6日中午，经汪东兴同意，我到中南海内外观察动静，察看有无可疑征候。我先从南海走到中海，着重看了中南海大西门到怀仁堂一带；又骑上自行车环绕中南海外围转了一圈，特别对中南海周围的几个制高点，如电报大楼、景山、白塔等处进行了观察，一切如常。回来后，我报告汪东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汪东兴说，按照计划进行。
10月6日下午3时30分，我受命通知行动小组全体同志，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集合，等待接受任务。随后，汪东兴分别对每一个小组进行了动员，下达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任务。汪东兴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隔离审查。‘四人帮’拉帮结派，阴谋篡党夺权，对于这一点，同志们都是早有所闻，比较清楚的。现在情况发展到我们非动手不可的时候了。”“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求你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次战斗任务，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汪东兴又说：“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调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下午5时，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由我主持紧急召开了当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按照汪东兴的讲话精神，我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作了政治动员，下达了具体任务，提出了保密要求，同时宣布：今晚6时30分，分别集结到指定位置，听候命令。
下午6时，我赶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汇报了东八所开会的情况。汪东兴说：“你现在就到怀仁堂，先检查一下，不要有任何疏漏。我一会儿就到。”我当即前往怀仁堂，看到行动队员和会场工作人员正在向怀仁堂集结。6时30分，汪东兴也到达怀仁堂。他又对怀仁堂一一进行检查，对有关人员进一步明确任务。
怀仁堂地处中南海的西侧，距中南海西门不过200米。怀仁堂的内部结构主要由五大块组成：进入正南面的大门，迎面有一幅精制的特大雕花屏风，这就是东西狭长的前厅；从前厅两头转弯向后，就是东、西休息室；前厅和东、西休息室中间是舞台和大礼堂；大礼堂北头就是怀仁堂正厅。
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到指定位置待命。汪东兴来到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任务的两个小组，再次进行了鼓励动员，并指示我察看负责江青、姚文元行动小组的情况。
检查完之后，汪东兴回到了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怀仁堂正厅是一个多功能大厅，南向木门打开可与大礼堂成为一体，北向木门敞开又与后花园贯通。往日的正厅独具风韵，但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汪东兴亲自指示对厅内布置进行了调整。正厅的北侧原来设有一扇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增加了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搬掉。场内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在桌子北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具、文具等全部被撤掉。
晚7时20分，叶剑英来到了怀仁堂。7时40分，华国锋也走进了怀仁堂。稍事停顿，汪东兴对华国锋、叶剑英说：“现在是7时45分了，请你们入席就座吧!”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分别坐定。汪东兴向华、叶副主席指了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汪东兴又向西转身说：“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接着，汪东兴看了看我，指着场内和小门附近，对华、叶说：“武健华就在这里。他可以里外照应。”
听完汇报后，华、叶微微点头。
四人被控制过程
晚7时55分，王洪文来到怀仁堂。他左手提着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当他走进小门后，还没来得及吭气，便被两眼放光、威武勇猛的突击队员牢牢地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5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两臂依托在桌子上，面对王洪文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立即执行。”王洪文惶恐万状，还未及作出反应，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戴上铐子，押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红旗轿车，拘押到隔离室内。
晚7时58分，张春桥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性地沿着礼堂东侧走廊，由南向北缓步走来。当他迈进正厅后，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怀着除暴剪恶的强烈使命感快速出击，使不经一击的张春桥泥塑般呆立在华国锋、叶剑英的面前。华国锋目光严峻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改换了名字“张春桥”，其他与对王洪文的宣布别无二致。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张春桥立即被戴上铐子，押解上车送往隔离地点。
押送张春桥的车上路后，按照预定方案，我紧急赶到执行处置江青任务的张耀祠处，然后同张耀祠一起来到中南海春藕斋，执行拘押江青的任务。
张耀祠和我率行动小组进入春藕斋正厅后，看见江青背西面东坐在沙发上。行动小组迅即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但铁青的脸上显现出不安的惊惧。她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问道：“你们要干什么?”张耀祠以军人姿态站在江青的左前方，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这时江青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叱责道：“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江青改口说：“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她说：“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现中央决定的。”因怀仁堂华、叶两副主席还在等待消息，我便一再催促：“快，马上离开这里。快走，快走!”江青又问：“那我这里的文件呢?”张耀祠说：“我们会有人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江青说：“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张耀祠说：“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江青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下“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角还注明“江青托”。江青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江青被带到隔离室后，我飞快地赶回怀仁堂，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江青已被顺利拘押。”
鉴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已被顺利拘押，汪东兴果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姚文元接到华国锋让他来怀仁堂参加研究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电话，立即表示：“好的，我马上就到。”
给姚文元打完电话，我来到了正厅外间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那里。华国锋问叶剑英、汪东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剑英说：“免了吧!”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我向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
晚上8时25分，姚文元来到了怀仁堂东休息室。他刚一进门，就被行动小组扭牢，押到了我面前。我站起来，面对姚文元宣读了华国锋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宣读完之后，我又着力喊了一声：“带走!”行动小组把姚文元押到门外，上了铐子，押送到隔离室。
接着，我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报告，已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此时是1976年10月6日晚8时30分。解决“四人帮”的整个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一直拘押在由八三四一部队管辖的地下工程内，直到1977年4月10日奉中央之命移交给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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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5 22: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