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68年11月

延奇南

一．下乡前

1968年11月，闹哄哄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两年之后，中国的经济状况已无法再承载学生哥们的胡闹了，权宜之计是先把这伙破坏力颇大而又对社会不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一群打发了。于是政府用毛主席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发出了号召，我们这批66、67、68届（号称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便毫不犹豫、满怀着革命热情地响应号召，投身到广阔天地中去了。
走之前，先是由学校组织我们到石牌村的祠堂里办毕业学习班。好象还吃“忆苦餐”？总之那年代办班的一套程序走足一遍之后，很快便进入了主题：从写决心书、签户口到上船离开广州，前后也就三几天的时间。
说到写决心书，虽然没有老古（国柱）大哥的那份有文采，可是满怀豪情壮志是一点不会“输蚀”的。只记得我最后表示的是“坚决服从祖国的分配”，但还加了一句“如果能和曲娜分配在一起就更好了”的话，曲娜也和我的决心书一样，最后也说到愿意和我分配在一起。不知是否我们的要求真的很受到重视？反正在公布分配去向的名单上，我们真的被分配在了一起，不过并不是我们向往的海南岛，而是到东莞插队落户！为此，我和曲娜双双跑到工宣队长的办公室，从下午一直恳求到下半夜3点，可是一点更改的通融也没有！我们只好悻悻地回宿舍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记得临走前的那一天才到石牌粮店（？）迁户口，长长的队伍全是我们学校等待迁户口的同学，一直到过了晚饭时间还没轮到我，只好先到石牌商店买了个面包充饥，继续排队。好不容易等到我办完手续，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回家还要收拾东西，那时我已经搬到外语学院跟母亲住，路程还不近。骑着我那辆浑身上下都响、惟独铃铛不响的破单车，急急忙忙回家，穿过华农大院后，进入了一片没有路灯的荒凉山路，我眼睛不好怕撞了人，车铃铛又不响，因此便大声唱着歌前进，这一来还可以在黑地里给自己壮壮胆。妈妈看我这么晚还没回来，便从家出来往路上迎我。老远便听到了我的歌声。虽说已经是11月初的天气了，但广州那天仍然非常的热，（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快要来寒流了！）为我送行，妈妈特意去买了个西瓜。
我的行李可真不算少，首先是一个又大又沉重的皮箱，这只箱子可有年头了，据说是我爸妈在东北的时候买的，算是他们当时来说的一件贵重家当，是真正牛皮的。可是那时的制造工艺实在不敢恭维，看上去好大的箱子，由于箱壁又厚又重，里面装不了多少东西。空箱提起来还费劲得很！还有一个水桶，里面也装满了各种零碎物品和洗漱用品。背上还要背着个背包！头上还要戴一顶竹斗笠，为了防水这竹帽上还涂了光油，重得很！

二．曙光302号渡轮

第二天——11月5号的清早，妈妈和妹妹一起送我出发，到了东较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到处是红旗飞扬，高音喇叭里不断地播送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曲。找到了同学们后，就是等待开欢送大会的领导讲话。但这时我却狼狈地发现：我那硕大的皮箱的钥匙不见了！今天晚上换洗的衣服都没法拿出来了！本来就走得满头大汗，这一急，更是热汗加冷汗。未来要去的地方有锁匠能开得了我这箱子吗？如果在平时，妈妈肯定又要说我粗枝大叶如何如何了。可能是想着我要走了，也顾不得责怪了，只是让我好好想想放在哪里了。我依稀记得，头天晚上冲凉把裤子搭在我们宿舍公共澡房门上，口袋里的钥匙可能就掉到地上去了。（后来妈妈回家，果然在澡房地上检回了那把倒霉的钥匙）
透过高音喇叭传来的领导讲话我一点也没听进去，心里一直在埋怨自己怎么这样毛躁、不成熟，还没出发就弄得失魂落魄的样子！各位代表发言完了，广场上的人流开始动起来，夹道欢送的人们呼着口号，而我们和前来送行的家人们则排着不规则的队伍由东较场步行去大沙头码头乘船。虽说是11月份了，可是广东的寒流来之前的闷热一点也不亚于夏天的气候，再加上每人都背着不少行李。尽管我们都还是盛夏的打扮，仍然走得大汗淋漓。
我们乘坐的曙光302号轮。是一艘改装的“花尾渡”（一种来往于珠江三角洲各地的渡轮，统一以曙光号冠名。它本身没有动力装置，靠前面一只拖船拖行，乘客坐在被拖的后面那条船上，由于它本身没有动力装置，因此行驶时相对安静、平稳，非常适合乘客在上面睡觉，唯一的缺点就是速度慢。她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花尾渡"，据说以前船体上描画着鲜艳图案而得名，改称曙光号后，船体一律油成绿色。前后两船的联络，前者靠汽笛，后者靠敲钟，由于多半是夜间行驶，因此只有乘坐过花尾渡的人，才能真正体验到“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每当到一个站时，前面的船发出“嘶嘶”的汽笛声，后面的船接着回应“叮叮”的钟声，呼应三个回合，为了便于靠岸，动力船靠近拖轮与之平行后，紧挨并行，称作“拍拖”。后被广东人形象地引申为形容男女谈恋爱的专用词。珠江三角洲水网纵横交错，宽、深的水道众多，水量足，水流缓，风浪小，尤其适合这种花尾渡的行驶。上世纪40～60年代是花尾渡发展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诸多航线：即广州至梧州、至肇庆、至江门、至三埠、至石岐、至东莞等等。到了7、80年代后，被靠烧煤、烧炭、烧油来推动本身前进的单体船，也就是统一冠名为“红星xx轮”的船所取代，现在早已看不到她的踪影了）我们上了船，找到自己的位子——那是一排排紧挨着的小床铺，说是床铺，实际上就是在大仓里用许多隔条板间隔出来的一个个长条铺位。安顿好行李。送行的亲人们陆续离船回到岸上。岸边码头上也是一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景象，许多亲人仍然站在码头上等待着开船和最后目送我们离去。我和曲娜、马慧心都在上铺，我弯着腰凑到低矮的船窗边，隔着那小窗目送妈妈和妹妹离船而去的背影，她们走完跳板上了岸，妹妹想再回头看看我在船上的位置，还没待她把头完全转过来，只见妈妈牵着妹妹的手使劲拉了一下，那意思很明显——不要再回头看！她们径直地走去，很快便消失在了送行的人群之中！妈妈曾经是军人，她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在和亲人告别时的风范。那一幕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我知道，妈妈一定是强忍着泪水，不愿让我看见！那一刻本来一直在强装笑脸的我忽然眼里蓄满了泪水，因为我一直是弯腰的姿势，不经意间一大滴泪水“吧嗒”一声打在了床板上——足有铜钱大的印迹！我连忙用手把它擦掉，生怕被人笑话我的“小资调”。其实，谁也没心思看别人如何怎样，大家都沉浸在和亲人、朋友、同学告别的惶惑之中。
轮船驶离了大沙头码头，沿着珠江直向下游方向的东莞而去。那时毕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离愁别绪很快就被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对两岸的景色的好奇心所取代——不少兴奋的同学们涌到甲板上观望。城市的工厂、楼房、高压电线塔渐渐远去，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接着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两岸堤坝内种植的香蕉、荔枝、甘蔗和稻田，一片南国的田园风光。当时的感觉，就象在学校时去参加农忙劳动一般，只不过区别在于，那时是短暂的，而现在要去的地方是需要长期的呆在那里而已。说起来这还得感谢老校长王屏山的教育方针，让我们对农村、农民和农活并不是完全陌生。
花尾渡行驶平稳、速度缓慢，船上还供应了午餐，也一应是珠江三角洲的风味菜肴。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条航线本来是晚上行船的，此次是为了运送知青特意安排的白日行驶。其实珠江航道上的花尾渡多半都是夜间行驶，早晨到达目的地的。后来我们乘坐它再回广州时才了解到：从广州到沙田的船票是1.76元，这个价位一直保持了许多年，直至我们离开。

三．初到沙田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东莞县的沙田公社所在地横流镇。公社也派出了欢迎的队伍到码头迎接，阵容当然比起在广州的欢送场面要逊色得多了，我们全体人马一到，便被安排进了公社的大礼堂住宿。礼堂很大，没有任何桌椅。地上铺着干稻草，男同学们被指定睡在舞台下面，女同学则被安排在舞台上面的地上。我们熟练地按照过去下乡劳动时因陋就简的办法，以挂蚊帐来确定各自的“领地”，很快就安排好了住的地方。记得好象当天晚上也没怎么洗漱，胡乱地混了一晚。打算等到了村里再解决。因为听公社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女同志劳二妹的安排，好象第二天才由公社下属的各大队带各村负责接知青的船来公社接我们。再说我的大皮箱反正也打不开、拿不出换洗的衣服来。没想到那天夜间寒流就来了！第二天（11月6日）一早起来，便顿时感到了萧瑟的秋寒，别人都翻出了长袖衣服来，而我则仍然是昨日的夏装。我们起床收拾好各自的行李，走到礼堂的外面一看——啊！好美丽的一条大河映入眼帘！清晨的河面被朝霞映红，远处的河岸上除了蕉林还有一些小草房。静谧中偶尔听到一两声水鸭的鸣叫和蛙鸣，不由得心想：我们将要去的村子也有这么美吗？
早餐后我趁还没开会前，扛着硕大的皮箱在热心的当地老乡指点下急急地到镇上去找锁匠帮忙开锁。总算找到了会修锁的人，他一看这锈迹斑斑、有年头的锁，就说：“干脆唔好要了！凿左重新换一个锁罢啦！”万般无奈也只得听从这建议了。其实那时候的治安秩序那么好，哪用得着我为一把锁这么兴师动众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只见那锁在锁匠的手下，毫不费劲地两下子就被撬开了。连忙打开箱子，翻出犹如失而复得的衣服，赶紧穿上来抵御这深秋的寒流！其实后来我们在村里一直过着日、夜都不用闭户的日子！那箱子也只起到一个盛衣服的容器的作用而已。在那民风淳朴而又普遍贫穷的年代，要锁有何用哉？
欢迎知青的大会仍然在我们昨晚睡觉的大礼堂召开，不记得是怎么回事，会上还组织了临时的演出小节目，记得我竟然被人糊里糊涂地推到台子上去干唱了一段京剧《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那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一礼堂的知青，怎么别人都不去，偏偏叫了我去呢！可见那时的我，简直就是个要多傻有多傻的傻妞！）

四．泗沙——美丽的第二故乡

开完欢迎大会，各村接人的船陆续来到了横流镇，我们一行14？个知青（9个华附、2个七中、1个4中、1个14中、1个投亲靠友），跟随着村里的民兵营长郭灿，搭上了何皮福老汉撑的大坭船，顺着清早起来看见的那条美丽的大河，往我们即将要长期生活、劳动的村庄驶去，她的名字叫做“泗沙”。一路上，我们第一次亲身感受和目睹了珠江三角洲地区那种河流、水道密如蛛网、河沟、河汊纵横交错的自然景观，那里真是个不可一日无船的地方。
泗沙是个美丽的自然村落，村里只有六个姓（黄、叶、郭、何、麦、王）30来户人家，总共100来个劳动力。整个村子呈橄榄核的形状南北指向地躺卧在那条顺她而来的大河中间，宛如河心的一个长洲。这河是位于珠江东面、与之平行的一条河，应该算是珠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吧！由于它在我们公社的所在地拐了个横弯儿然后才又和珠江平行地往南而下，所以我们的镇因而得名为“横流”。虽然大名叫做沙田公社，但老百姓们仍然习惯地称它“横流”。我们泗沙村民居住的房子就建在那橄榄核状的长洲中段。大河主流从“横流”方向过来、从村子的东边，贯穿南北地缓缓流过，它北连东江、南接虎门出海口。家家户户在河边修了埠头取水。清早来到埠头，迎着金色的朝阳就能清晰地看见东南方向淡蓝色大岭山的轮廓。当地人习惯将北边称为“上头”，因此靠近村子北边的田地被称作“上中围”，最北面尖端的土地称作“洲头”；南边称为“下边” 靠近村南边的田地被称作“下中围”，最南边尖端的地块称作“洲尾”。从洲头步行到洲尾需要2个多小时！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口号下，700多亩水稻是我们村的主要农作物，长洲周边是人工筑起的土堤，土堤上种植着一圈密密的蕉林，如果从空中望下来，那一定会让人感觉那是给这长洲戴着的一条翡翠项链！土堤包围着的农田以典型的珠三角台田的形式，被四周的河沟分割、包围着，那种一望无边的平坦稻田，与山区的小片梯田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那时的泗沙，连乔木科的树木都少见、没有高楼、空气清爽，从村子的地堂（晒谷场）往西南方向看，就能遥望到那屹立在珠江主干道上的大虎山！有经验的老农，凭着观察大虎山上笼罩的云，就可以判断出那天是否会下雨。洲尾种植的甘蔗和堤坝上的1万多蔸香蕉是我们村的主要经济作物。
据说沙田过去隶属于虎门公社，因为地域广大、人口稀少，被划分出来称作“沙田地区”，后来才独立建社成为沙田公社。这里的田地过去没有筑坝前是随着珠江涨潮就淹没、退潮则显露的水田，解放前归属于厚街的一些地主所有。他们平日里都住在厚街相对繁华的大镇上，只有到收割时才来收租子的。当地的农民中也有不少都是随着水流兼做一些行船、贩运之事，属于居无定所之人。土改、公社化以后逐步定居下来。我们村里有4户地主，都姓王。都是土改时被从厚街镇驱逐到沙田地区来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的。由于他们都是种菜的好手，被生产队安排专门种菜，解决全村人的吃菜问题。大家就不必再为吃菜问题操心，每天收工到地堂去，从早已分好一份份的菜中，拿走自家那份就行了。因此自留地里多半都是种的香蕉。

五．最初的“家”

我们一行10个男知青、5个女知青到了村里。在安排住宿上，按照村里人很实际的想法：男知青是“永久牌”的，要给他们盖房子。而女知青则是“飞鸽牌”的，不必给她们盖房子，只要有空的房子先让她们凑合几年，反正都是17、8岁的大姑娘了，很快就会嫁人的。我们刚到，男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就先在地堂边搭了一间草房安顿下来，而我们5个女知青则有2个安排在郭家搭的草棚里，我和曲娜、马慧心则被安排在队长弟弟的新盖的瓦房里。他刚刚参军去了，媳妇和孩子跟着公公、婆婆住，把房子让给了我们。这房子刚盖好，房里的地都没搪，还是高低不平的泥地，潮湿得直冒水的样子。“客厅” 中央还长着一棵小香蕉树！（客厅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用它，所以那蕉树就一直长了好长一段时间）客厅后面是个小房间，一房一厅的格局，房子小得刚好铺开一张三个人睡的大“床”。我们3个同学就挤在这张三面是墙、一边是床沿和过道的床上，为了大家都方便下床，我们就统一把头冲里，脚冲床沿。她们俩都不愿睡中间，于是我这个胖子就睡在了中间。来看热闹的村里的小“大姐”（未嫁女的统称）们看到我们几个女知青这般安排，便有的大惊小怪、有的神色慌张、有的掩嘴偷笑起来。搞得我们一脸茫然。原来——据她们告诉我们说，当地的风俗习惯，只有故去的人在家里停放时才头冲里、脚冲外摆放，而活人睡觉必须是头冲外、脚冲里的。我们同时松了一口气：“哦！原来是这样！我们不信那些的！”
村里的房子都没有厕所，每家都是在离房子10多米远的地方安个直径约60公分的粪缸——在地上掘个与粪缸直径相仿的大坑，深度是把粪缸埋一半进去，讲究的就找块木板搭在缸顶，多半为省事而不要木板，就踩在缸沿上如厕。缸的周围用稻草或蔗壳搭个围子遮挡视线，留个口作出入用。由于风吹日晒、鸡啄狗钻，围子上的稻草常常是只剩下几根，仅起到一个形式的作用，所以时常会发生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好在那时人们都很淳朴、自觉，一旦遭遇，便立即回避。这种如厕的方式确实对我们这些城里人是一大考验，晴天还勉强凑合，一旦到了下雨天，缸边溜滑，极易踩不稳而叉到缸里去，而且缸里的“水”涨得高且稀，面上一层白白肥肥、万头攒动的蛆虫……别提有多恶心了！就别说我们了，他们当地人也常常津津乐道地开玩笑：谁谁某次掉进了粪缸里，如何如何。有时候还会碰到正在偷吃得起劲的狗只，轰走又回来蹲在那等着……。

六．男女知青之战

11月份正值晚造稻的收割时节，我们一到村的第二天就下地干活了，按照生产队长）的想象，男知青应该都下地干活，安排我们几个女知青留在村里负责做饭，老乡们事先已经在村子的地堂边帮我们搭好了一口大锅，足够煮十几个人的饭的。殊不知我们女同学在学校时下乡，也只是跟着农民下田干活，几曾干过这活计？开始几顿还有村里的大娘、大婶们来帮着烧火，但也不能总麻烦别人呀！地堂没水，做饭要到村边大埠头挑！工作量一点也不亚于下田干活。男知青们收工回来还埋怨我们做的饭不好吃！而且还要饭、菜都吃得比我们女的多，刚开始大家还都忍着，但这问题不解决，双方的怨气就越来越多，终于我们女知青提出：大家轮流做饭！谁也别埋怨谁！看你们又能做出什么好饭来！结果在生产队长的协调下，改成了轮流做饭，没想到结果更加出乎我们的意料，轮到他们做饭时，饭做得不是生、就是糊地倒也罢了，居然连菜也懒得做了！竟然每顿每人一小块腊肉、两块腐乳就算数！那所谓的腊肉，是放在供销社里八百年都没人光顾的货色，吃起来“臭油溢”得又苦、又麻嗓子！他们把腐乳瓶藏在我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够不着的、他们住的草棚顶部！他们自己可以多吃。有一天我们收工特别晚，天上都出星星了，黑暗中，我们几个女同学就着寒风，蹲在地堂边的谷仓旁，非常小心地用一小点、一小点上述的“餸”吃完各自冰冰凉的饭，马慧心吃着吃着不禁哭出了声：“我们在广州时几曾受过这样的委屈？”
男女知青之间的矛盾爆发争吵是早晚的事！正好这时候我们那口做饭的大锅，由于仓促搭起，糊上去的湿泥巴经过一段时间的烟熏火燎之后出现了裂痕，而且已经倾斜到一边——眼看锅台马上就要塌了，我心想：这锅台塌得可太是时候了！队长拿我们这帮谁也不让谁的少男、少女们没办法，而且他也看出来，做饭这活计对于我们知青、无论男女都是一件做不好的事！他召集了村里的“家长”（各户一名主事的人）们开了个家长会，想出了另一个聪明的办法——把我们15个人，分到村中家里有人做饭、又愿意接纳知青的各户人家去，把政府按规定拨给我们知青的半年口粮和钱也分给各户，这可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好办法！不但平息了男女知青之间的一场口水大战，而且从此之后知青们之间相安无事，还由于知青们和搭食户同吃、同劳动，亲如一家，迅速地使我们从一个外来者的角色融入到了村民的队伍之中。谁说咱们的农民兄弟只有憨厚的一面？他们在自己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实在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高手！当然，起初都不排除农民们看中的是我们的口粮和钱，而知青们则乐得不用自己煮饭，还吃上了热饭、热菜。但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生活时间一长，通过互相之间逐步的熟悉、了解，建立起了真挚的友谊，以至于后来都很难分彼此了，有的农民甚至把在自家搭食的知青看作自己人了，开口、闭口就说：“我地xxx如何、如何”。

七．沙田的台田与劳作

对于割稻子，我们都不陌生，在学校时每年都到花县参加农忙劳动，但东莞与花县的田有很大的不同，花县是山区，水田都是根据地形被分割成一小片、一小片不规则的形状，下地之前都是从四通八达的田基路直接进入。而我们沙田是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水田都是大片、平坦的。前面说过，每个村都靠筑起的堤坝把田围起来，堤坝多处开有通往外河的类似水闸、当地人称作“梪口”的装置，把堤坝掘开一个缺口，用木料筑起的、两边相对称装上两根立着的木槽，把“梪板”一块块从槽中插下去，当外河水位高、稻田又需要水时，就把“梪板”拿开，让水流进内田，当不需要那么高水位时就把“梪板”插到比外河水位更高的位置，挡住水流入内田。用这个办法控制稻田的水位高低。堤坝内的大片田地被人工开挖的河沟包围、分割开。河沟的宽度3米、深度1.5米左右，我们每天下地前，沿堤坝走到地块跟前，但进入地里就要过小河沟，农民们往往用两根大竹子过河——一根打横放倒在岸上和稻田之间，另一根打竖插在河中间，脚踩横竹、手扶竖竹，走过去把手中的竹竿往对岸再打过来，下一个人再如法炮制。由于人的体重，横竹往往被踩得隐入水中，而且是弯的！一个不小心，踩不住溜溜滑的竹子，那就得翻到河沟里去了，虽说淹不死人，但也得全身湿透！收工的时候又要再次这样走出来。我们知青在这等高难度的杂技动作上都不同程度地吃过亏。往往离村子远的地，就算掉水里也懒得回去换，索性等太阳把衣服再晒干就算了。所幸的是：这里是咸水地区，所有的田里都没有蚂蝗！这是当时令我们知青最感欣慰的一件事了！
当地的作息时段也很特别，一天只吃2顿饭，早晨6点多开工，不吃早餐，干到10点钟收工回村吃饭。11点多再开工，一直干到下午4点多，农忙则要干到天黑。每天大约下午2点左右，各家各户有人在家做饭的，就会把煮好的“晏昼”送到地里来，大家也就趁机到地头休息一下。“晏昼”，本来是广东话“下午”的意思，这里人把它引申成了下午吃的辅餐，名曰“食晏昼”，它多半是“昆布海草”或“瓜砖圆肉”（糖冬瓜条和桂圆肉）一类的糖水，再不济也有拿饼干煮成的糖水。饼干能煮糖水在过去，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当我们品尝过之后，也还是觉得有它的可爱之处。（后来我还把这一发明带到湛江的兵团工厂，得到与食者的一致好评！）可能那时候吃的东西匮乏、又正值我们在长身体的时期，总之按现在的广告语是：“吃嘛儿嘛儿香！”
晚造稻生长时间长，稻草粗壮而长，割起来，又大把、又费劲。由于不停地搂草，左手巴掌内面结了一层又厚又黑的痂，晚上躺在被窝里便奇痒无比，抠掉了痂则露出粉红的嫩肉，又非常地疼。在疼与痒的矛盾之中，经过好一段时间，直到秋收结束、整个巴掌换了一层皮才告结束。

八．第一次趁墟

晚造禾终于割完，队长宣布放假一天给大家绑柴禾，我们以为这下可以好好玩一天了，于是便不记前嫌，男女知青十几人相约好去虎门镇（当地人习惯称她为“太平”）趁墟。其实，绑柴禾就是到收割过的地里去把晾晒干的稻草用事先打好的草绳捆成捆，然后装船，通过河汊运回村里，码放在各家厨房的近旁，柴禾垛往往有一间房子大小，码放柴禾还是一件很要技术的工作，既要密实、又要顶部中间高、四周低，便于泻水，防止雨水渗漏到中间，沤烂柴草。绑柴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关系到每个人在未来一年里是否有足够的柴禾烧火做饭、以及搭建草棚、甚至当草纸等多种用途。村民们是非常重视的，有些人还会为队长对稻草数量、运输船只、地块远近的分配不均发生意见和争执。本来队长也给15个知青每人都分了一份稻草，还安排了一条名叫“长龙”的船给我们运柴草用。（对了，介绍一下我们村里有名的船只：最大、最宽的那条船叫做“光华轮”，“耀华轮”其次，“长龙”第三，因为它比较窄长。这些都是需要用橹来摇的“重量级”大船。在我们村的生产、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它的小船都是用竹篙撑或桨划的就不一一介绍了。）可我们这群傻冒，刚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下巴轻轻一句话：“把稻草给我们的搭食户一块捆了吧！我们还要去趁墟呢！”于是我们就按照事先打听好的路线，说是趁墟，其实就是出发到太平游玩儿去了。为此，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一年里，为了没柴烧，吃尽了苦头，此是后话，容我后文再叙。
临近岁末、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一行顺着村旁的大河堤坝一直往南走，在临近虎门的大河旁，我第一次看见了咸、淡水交接那“泾渭分明”的奇观——在同一条河里，咸水清、发绿色；而淡水浊、浑黄，两种水各在一边，中间一道无形而又分明的水线，随着风的作用袅袅娜娜地不断摆动、变换着她的形状。这是秋冬季节，随着珠江流量的减弱，出海口外的海水返流而造成的这种现象。所以一到秋冬季河水都带着咸味，煮饭味道怪怪的，用这水洗衣服也烂得特别快！为了控制咸水大量返流造成这些生活的不便，当地人在河上修了水闸来控制咸水。
花了将近3个小时、其间还过了四五个渡，才终于走到了在鸦片战争中闻名遐迩的虎门镇。靠近公路的时候，听到了汽车喇叭声，我们中有人激动地大声喊道：“汽车，见到汽车了！”因为个把月来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汽车！我们经过当时的林则徐公园（现在是重建的，过去都是平房），因为文革，一直都不开放，文革时期的文、博单位到处都一样——停开，我们已习以为常，不觉为怪。然后又爬上虎门寨山顶，有个过去遗留的了望塔，可以看见虎门外的珠江出海口，山脊上有连绵逶迤的城墙，是鸦片战争时期用糯米石灰蚝壳舂成的，隔百余米远还设有城垛。这种城墙异常坚固，历经百年风雨，仍然不见风化造成什么严重损毁！下山到街上走走，没啥可买的东西，说实话我们也没什么钱。所谓的市场也都是卖点虾酱、榄角之类，物资比起我们大队的供销社略丰富些而已。算算时间和路程，也该返回了，反正今天已经知道这条路线怎么走了，以后还有许多机会来的！

九．皮箱钥匙的故事

直至上世纪60年代末，沙田的邮政系统仍然是非常不发达的，尽管那里离广州并不算太远。那时每个村里都没有邮箱，连公社所在地都没有一间邮局！每个大队（就是乡）的所在地才有一个邮筒，我们知青的家信，除了到大队开社员大会或知青大会时才能自己去投寄，平日里要寄信便全靠村里那些在大队上学的孩子们代劳了。前文提到的那把皮箱的钥匙，被妈妈回家捡到后，就通过邮包寄到沙田去了。可是我差不多过了1个月才收到了领取包裹的通知单，而且因为我们公社没有邮局，所以我的包裹被投递到离我们最近的邮局——厚街镇的邮局！天哪！我哪知道它在哪里？幸亏马慧心也同时收到了她妈妈寄的包裹通知单，我们在老乡们的指点下，结伴同行，一路走、一路问，只记得走得口干舌燥、腿脚酸麻，才总算在厚街老镇那曲里拐弯的小巷里，一个很不起眼的、与周围民居毫无二致的地方，找到了那邮局。谢天谢地，邮局的工作人员还算没有刁难我们。手上捧着那小小包裹，再走上好几个钟头的路回到泗沙，一天的时间就这么消耗过去，打开那包裹，妈妈主要是为了寄那根钥匙，（锁头都砸了，钥匙已成昨日黄花）也附带着寄了点小吃食。心里真是哭笑不得。我和马慧心不约而同地说：以后千万别再叫家人寄包裹了！宁愿乘船回广州去取，也比这方便得多！
后来，多半是由于大量知青的涌入沙田，使得那里的邮政系统逐步地完善了起来。试想：那么多的知青，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人、同学、爱人，他们有文化、要向远方的亲人表达自己的问候、思想和感情，不通过写信，行吗？当然，现在由于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手机短信、音频、视频产品日趋占据了通讯市场。现在可能只有极少数上了年纪的老人，不会使用电子通讯工具而仍然习惯借助于邮政之外，年轻人大都不会使用这么“原始”的手段来通信了！邮政系统正在逐步地走向它的消亡。想想，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循环！

后记

一篇夹杂着普通话用语和广东方言的、杂七杂八的回忆文字暂告一段落了。里面除了说到的许多人物还在之外，许多事物都已经是不复存在的老古董了。还颇有些“白发宫女话前朝”的味道！过去小时候常常听到一些老人们说起老年间的事，只觉得好玩和不可思议，觉得他们在夸大其词——想不到转眼间我们自己也都从花季少女变到了老人的行列里，也在说起我们过去那些令现在的年轻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从大沙头出发的同学大部分回到了广州，少数逃到了香港，辗转流落到世界各地，毕竟大家今天也都有温饱日子。只是有个别的，没能离开那片蕉基蔗田，长眠在了那里，他们不知道中国后来发生的故事。
当年的一切都随着海潮退去了。高亢、急促和焦躁成了当下生活的主潮流。退休后，常常觉得时下满大街播送的流行歌曲太吵闹，太刺耳，很不习惯。常常回忆起泗沙围那永远的雨打芭蕉，风拂蔗林。偶尔也约几位老同学回去走走，只是工厂代替了稻田，宝马轿车的喇叭声代替了木艇“嗯乃”的摇橹声。泗沙围当年的三同户，也还热心陪同我们广州知青，到处指指点点，努力寻找当年曾搭艇去趁墟的那个埠头遗址。
常常回忆一下过去那些有艰难、有困惑也有欢愉和喜悦的日子，为自己留下一些尚未忘却的记忆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200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