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 七十岁的人生故事 大学梦是每一个家庭都有的。我们家也不例外。我爸爸在1950年广东全境解放后,就到广州准备报考“南方大学”。我爸爸和妈妈还经常教导我们兄妹,要努力学习,要争取上大学。所以,我们从小就有了“长大以后要上大学”的潜意识。 我真正有上大学的愿望则是在我初中毕业要报考高中时。因为想上大学,我于是决定报考华师附中。但是,老师知道我的决定后,都劝我不要报华师附中。因为华师附中是当时广东省高考率最高的学校。而入学的分数也是全省最高的。而我的成绩在班上也只是中等水平,按照我的成绩是很难考上华师附中的。但是我当时就是抱着“要读就读最好的学校,考不上就下乡当农民”的决心,于是我不改初衷,还是报考了华师附中。当放榜时,我真的被华师附中录取了。进了华师附中,按照当时人们的说法就是“一只脚踏入了大学”,所以我这时就一心准备考大学了。因为我当时已经在广州越秀业余体校足球班训练了,这个足球班是专门向各个专业队输送人才的。几支专业足球队来邀我参加他们的队伍时,我都明确告诉他们,我要上大学,所以不做专业足球队员了。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一场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整个教育战线,大学停止了招生。1968年,我们被分配到东莞长安公社咸西大队插队务农了。我的大学梦被搁置了。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这又重新点燃了我的大学梦。这时,我已经在黄埔港公安局工作了,而且我已经结婚还有了孩子。但是我依然向组织申请参加高考。当时,我们黄埔港公安局是刚刚重建不久,许多工作都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领导不同意我参加高考。我的大学梦又一次搁浅了。 1980年。我收到华南师范大学决定恢复成人教育,并和广东省委直属机关党委合作开办华南师范大学函授班的消息,这一下又挑起我的大学梦了。我马上向领导申请报读华师大函授班。这时,我已经被组织提拔为黄埔港公安局办公室的副主任了,所以局领导以工作忙,任务多,没时间等理由不同意我的报读。在经过和领导多次蘑菇,并向领导保证不影响工作后,终于感动了上帝。于是我就报读了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的省直机关函授班(八一级)。 我们班是一个300多人大班,在省委礼堂里上课。每星期上两个半天(即六个小时,上午是八点半到十一点半。下午是两点半到五点半。)的课,其中半天是用星期天休息日(当时是六天工作制的),半天是用星期三的工作日。我每次上课都要在早上六点多就出门,从黄埔坐车到东山口。然后走路到省委礼堂里。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来回就要三个多小时了。加上后来广深公路(即中山大道)修路,在路上的时间就更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十一点半下课,走路出到东山口坐车。结果回到黄埔,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除了路途远。我还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孩子小(三岁)需要照顾,父亲病了需要照顾,再加上工作忙,没有时间复习功课。记得有一年,我爸爸病了住在广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我要到医院照顾他。刚好这个时候是准备考试的时间。我只好在广州—黄埔两边跑,一面在医院照顾父亲,一面抓紧点滴时间进行复习。就这样,为了圆我的大学梦,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咬牙坚持。当我们读了三年应该毕业时,老师告诉我们,三年毕业拿的是大专文凭。要拿本科文凭必须再读二年。于是我们又再读了二年。结果我们是读了整整五年的大学,才拿到了我日夜期盼的本科文凭。五年里,我们一共上了22门课,我是凭着努力的学习,最后取得了全部22门课都在80分以上,平均分达到了85分的好成绩。被华南师范大学和省政府机关党委培训部评为优秀学员。也圆了我的大学梦。 邬鉴民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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