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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518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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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20 22:41:2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余汝信

1966年夏,周总理几次在谈话中提到“北京工作组”或“首都工作组”,我一直没搞清它具体指什么。这篇文章解答了一些疑问。同时,这篇文章也为林彪做了一些辩护。71年后批林彪时,有人指责他的518讲话是念政变经。其实,防政变是毛主席自己部署的。他从1965年底离京,直到1966年7月下旬才返京。因为到7月底,“北京工作组”已经明了北京没有政变的威胁。
王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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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林彪在著名的1966年“5.18讲话”中提及:“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本文试图根据目前国内已公开的资料,对“5.18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即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没有睡好觉”而在“上层”采取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作一概述。
一、更换中办领导人
1965年11月29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话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须立即调动杨的工作。
半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加诸于杨尚昆的罪名主要有两项:
1、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
2、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中办机要室曾自1958年11月始,对毛外出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次年11月,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录音,但机要室似乎有些“阳奉阴违”(批杨时认为是得到其支持),1961年1月底至4月初毛外出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大为光火,指示随卫的汪东兴即行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中央书记处据此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吴振英以严重警告、警告处分。此事为什么四年多以后才成为对杨极不信任的诱因?很大可能是1965年10月期间,又发现中办下辖的中央档案馆的所谓“失密”问题(即杨的罪名的第二项),这样,两事虽相隔四年,但帐却合起来一起算。
11月5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工作调动,离京到广东工作。
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提为中办副主任。
有学者论及,1965年11月中央是“撤销”杨的职务,不确。中央正式通知,用的是“免去”的说法,与“撤销”性质有所不同。杨的罪名,是在半年内逐步升级的。
12月14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杨尚昆是12月10日离京去广州的,但到穗后职务尚未明确,由此亦可见将其调离北京决定之匆促。29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电中央,催问杨的具体任职。30日,中央书记处方研究决定并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核阅后通知中南局,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自然,对杨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虚衔。
半年后,1966年5月22日,陶铸、赵**(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向杨传达中央决定称,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免去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同月底,中央同意杨自己调换工作地区的要求,改任山西临汾地委副书记。7月3日,正式宣布其隔离审查。
1966年5月,被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的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6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7月,童兼新组建的中办秘书局局长。8月,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为中 办政治部主任。
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
在中央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五天后,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停职审查。中央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变动,令人很难相信纯为巧合。
肖向荣停职后,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一般认为,毛这段话是针对罗瑞卿所言。六天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华东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受命代表中央与罗谈话,会后,罗停止工作。12月29日,中央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我们注意到,杨成武的两个新职,都带“代”字。罗瑞卿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军事系统,他最具实权的职务还不是总参谋长,而是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据 此主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显
然,以杨成武的资历和威望,远难承担如此重任。
1966年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这一决定,着眼点其实是最后一位——叶剑英,毛意在将投闲置散已久的叶推上第一线。以叶剑英的元 帅身份,当然足可以将罗比下去。
3月4日至4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组,其实就是由该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牵头主持。叶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并于会议结束后的4月24日与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四人联名向毛、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讨论罗问题的小组会议,除罗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已去世的空军原司令员)、肖向荣、梁必业(总政副主任)三人。肖华在会议发言时说:“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还有肖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批转了七人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错误的报告,决定停止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如此这般,罗在军内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主要者由叶剑英接替,杨成武辅之。
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
早在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台在现场进行实况转播的播音员时,突然心血来潮、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那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向
全国和全世界讲话,原政府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毛泽东当即吩咐周恩来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当年10月13日,根据毛、周的意见,中央调陆军第63军政委丁莱夫到广播事业局任党组书记,文化人出身的原书记梅益降为二把手。次年4月,中央批准广播事业局建立党委,丁为第一书记,梅为第二书记。
在毛泽东与李质忠谈话刚好一个月后的1966年1月14日,周恩来约丁莱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3月27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
3月28日及4月12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491台、沙河573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4月8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63军参谋长王寿仁抵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5月30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5月14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0时40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
5月27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实际功能与存在时间,我们至今得知尚少。从它的组成人员来看,似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部门的高层次的协调性机构。它的组成人员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5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5月后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5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
5月18日,即林彪“5.18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63军189师和陆军第65军193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5月26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除傅崇碧兼卫戍区司令员外,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任卫戍区第二政委(7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兼第一政委)。扩编调入的部队,与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东的方案有所变动。5月27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189师番号不变。6月15日,军委电示,将陆军第24军所辖的第70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番号不变。
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从仅有新建的一独立团增至拥有四个师的建制。其中189师为北方甲种师编制,辖三步兵团、一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五个团,5月31日至6月6日,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70师为陆军机械化师编制,是陆军第24军以至整个北京军区的主力,辖三摩托化步兵团、一高炮团、一加榴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六个团,6月20日至21日交接完毕,位于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1967年2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
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将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是历史性的倒退。此前,公安部队的建制属公安机关,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毛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不下,认为“太散了”,为此,开倒车也在所不惜。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李天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
5月16日至22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第407次会议决定。
5月29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提交《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经周恩来审核后报告毛泽东,6月6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6月7日,军委发布命令称:“遵照毛主席、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军委决定除北京市公安总队已于5月27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外(余注:这里没有提及首都警卫师,是因为该师在调归卫戍区前虽属公安部队总部领导指挥,但建制仍属北京军区),其余全部公安部队自7月1日起,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
此后,全国公安部队按照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进行了整编。各省、市、自治区公安部队于6月30日拨归各军区领导。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36万人(实有37.8万人)。
以上概述,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
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
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讲得少,如此而已。周处处亲力亲为且并非没有讲话,在林彪“5.18讲话”后第三天的5月21日,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有案可稽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三,“防止反革命政变”一役,使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谢富治、叶剑英、杨成武及肖华,都是此役中风头甚劲者。区别在于谢、叶、肖等人似乎都没有山头,或者说从不显露出有山头,而杨成武却是有山头的,与其说是后来所指的“华北山头”,不如说是“63军山头”。我们注意到,在“防政变”的大部分措施中,隐约都有63军的影子。杨本人,是该军前身冀中部队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先后担任过该军军长;黄作珍、丁莱夫,先后担任过该军政委;路扬,曾任该军政治部主任;王寿仁,该军参谋长。调入北京卫戍区的189师,是63军的老部队。毛泽东最忌山头,“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毛泽东语),此为两年后的“杨余傅事件”,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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