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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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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6 18:16:52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摘自《广东党史资料》第十四辑
说  明
1984年4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陈遐瓒主持下,开会决定成立“第十二集团军内中共党组织活动史资料工作领导小组”,以吴华(吴济生)为顾问,陈能兴为组长,杜襟南(陈嘉)为副组长,组员有陈长源、杨重华、周逊、朱慕湛、陈兴中、梁绮、邓宝、卢章芳、钟紫。自后即广泛收集史料,先后由当年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各师旅政工队的中共党员分别会商,写出多份材料,并派人向当年有关同志调查收集史料。在此基础上,领导小组于1986年5月决定建立编辑组,以朱慕湛为组长,梁钧为副组长,组员有杨重华、邓宝、李信、陈史坚、梁绮、李勤、钟紫、陈平。《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中共地下党活动大事纪要》两篇初稿写出后,曾打印分发给有关同志征求意见。广泛收集到同志们意见之后,再反复修改。在这两篇文稿执笔撰写过程中,梁钧出力至多,在基本完稿之后,他不幸于1987年7月病逝。现这两篇文稿业经领导小组审阅修改认可后,经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审定,予以发表。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1987年12月
一、广州沦陷前后党在第四战区政治部和动委会的活动
抗日战争初期,在我党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号召下,广东全省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当时广州地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他们迫于形势和自身利益,都以进步口号争取群众,在各地开办军事、民运、政训等各种训练班,培植各自势力。由于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利用全民抗战名义,将广东军队大量外调作战,同时又通过党政军各部门的人事安排插足广东,以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势力,使之能坚持抗战。同年7月成立“四政大”中共支部,李静筠任书记,曾冬、杨应芬、朱慕湛任小组长,由林平亲自领导。当时党支部的任务是积极向战区军民宣传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团结教育队内青年,采取各种方式开展军队政治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
从广州沦陷前至1939年4月止,党支部先后吸收党员8人,全大队党员增至20人,占全体队员三分之一。这期间,上级党领导由省委青年部长吴华(吴济生)接替军委书记林平直接领导党支部。支部除了经常传达党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外,还利用队员集中休整总结工作的时机,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武装党员,帮助全体人员提高政治认识和工作能力。对新党员进行党的基础知识、革命传统和秘密工作的教育,从各个方面加强支部的思想建设。同时在工作中又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全体队员胜利完成各种工作和任务,因而受到李煦寰信赖和倚重,并为后来大规模举办政工人员训练班提供条件和奠定基础。
广州沦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坚持党中央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日斗争的方针,决定把团结在我党周围的抗日团体以及各种抗日力量迅速组织起来。青委执行省委的决定,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为主体,动员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工人、学生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并指示各条战线的青年党员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参加抗先。为保存力量,要求抗先从广州撤退,转到各地继续为抗日斗争。经过3天动员,有600多人,集中到教育路一间剧场(今南方戏院)开会。在抗先总队部率领下,10月19日举行保卫广州的火炬大游行。20日,在敌机空袭下600多爱国青年从市内撤到芳村,下午在芳村按15人一个小队编成行军小队。21日凌晨,全体撤离广州,向西江进发,经佛山、西南、河口、黄岗,于24日抵达四会县城待命。整个行军过程,始终保持严整的纪律、昂扬的斗志和团结友爱的精神。
当时省委为了让这支队伍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开展抗日工作和解决他们的生活供给,决定全队转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但抗先的组织不取消,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动委会按15人一队,重新组编为许多战工队,分派到东江、西江、北江地区的农村。每队都建有地下党支部。战工队在我党领导下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发展党组织。不过3个月时间,广东各地农村便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先后撤到粤北,以韶关为战时省会,动委会由于经费支绌,也从新兴转到韶关,被国民党当局撤销,于1939年1月奉命通知各地战工队回韶关集中,准备解散。
1939年初,张发奎接替余汉谋任战区司令长官,丘誉接替李煦寰为政治部主任之初,原政治部的主任秘书和第三组主要成员没有变动。他们根据省委部署和留在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左洪涛等我党特别支部成员密切合作,在广大军民和青年中,在文化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国民党中央势力千方百计要把战区政治部这个机构抓到手,为时不久,政治部的领导换成了军统的人。我党为保存力量,将派去的党员及时撤出,转移阵地,继续战斗。原战区“四政大”党员仍坚持留队斗争,但不直属第四战区政治部,而属于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管辖,实际上是第十二集团军政治大队。
二、党在香泉水政工人员补训班及其后东湖坪补训班的活动
在动委会拟解散战工队,而战工队未返韶关前,省委青年部便决定动员以抗先为骨干的战工队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并派出陈恩、唐健到各地通知传达。
当时省委青年部长吴华在韶关召集战工队的党员骨干开会,传达省委对广东局势的分析,说余汉谋因为不抵抗失去了广州,受到各界人士的指责,成为广东的罪人,被免去了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的职衔,回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在这样的压力下,意欲挽回声誉,巩固其在广东的地位,有意在军队中建立政工队,改进军队政治工作,以鼓励士气,重振军心。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的方针,争取国民党属于中间势力的余汉谋军队。省委同意动员这批战工队员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并派一批党员参加进去,从中起到领导作用。明确指示党组织在政工队的任务是:团结群众,发展党组织;在第十二集团军军队中则是促进地方实力派抗日和进步,但不能在军事人员和士兵中发展党组织。会后,抗先总队部通过各战工队长在各战工队中进行动员,一经动员,队员们便都响应。当时决定留下部分党员骨干转入地方工作,另吸收地方青年补足战工队名额,然后前往韶关集中。最后有200多党员和400多队员(其中多数是抗先队员)一共600多人考进了第十二集团军政工人员补训班。与此同时,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还在韶关、梅县、潮汕等地招收了200多名爱国青年,全班合共800多人。这个班设在翁源县江尾墟附近一个名为香泉水的小山沟里,属第十二集团军设在翁源南浦的军官补训团的一部分。军官补训团是第十二集团军轮训中下级人员的机构,设有军官总队、参谋总队、军士总队等;政工人员补训班是补训团的一个总队,叫政工总队(以下简称政工总队)。
余汉谋和李煦寰为了不让国民党中央派来的政工人员控制自己的军队,决定成立自己的政工队伍,并为找寻筹办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费尽心思。因为让国民党旧政工人员来办必定办不好,可是又不敢让共产党来办,于是属意于第三党人。李早年十分推崇当过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与邓创建的第三党党人有较深的关系。当时第四战区动委会主任钟天心向李推荐陈卓凡。陈是第三党人,与我党比较接近。他在广东第八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潮汕)任副主任时,以办干部、妇女训练班颇有成绩而闻名。于是余、李亲自接见他,我党又配合做些促进工作。李聘陈为政治特派员室主任秘书。对办政工总队,陈向李建议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学习延安“陕公”、“抗大”办学的某些办法,又推荐进步人士当补训班的政治教官。这些意见都被李接纳。
政工总队的总队长是龚楚,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红军的高级干部,后来叛变投靠国民党。安排此人当总队长,当然有余汉谋、李煦寰的另一方面的意图。总队副刘定原,态度中立。总队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黄植虞,下面有一、二、三、四中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何清元,下面有五、六、八中队和一个独立区队。每个中队都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设一个区队长,一个政治指导员(全是原来四政大队员,其中大部分是我党地下党员和抗先队员)。政工队有一个训育室,总干事先是张育康(政治上靠拢我党的开明进步人士,因与龚楚发生争吵被调走),后是邓尧佐。政治教官有王鼎新、秦元邦、林楚君、廖辅叔等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与政治指导员主管政治教育,大、中、区队长则负责军事训练。
1939年3月,政工总队学员从各地分批到达香泉水,他们有的是集体参加进来的,如“动委会”、“战工队”、第四战区民运工作团、香港回国服务团、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艺协剧团、蓝白剧社等;有不少是个别报考的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在这些人员中,以中学生最多,也有一些大学生、工人、小职员、小学教员、失学失业青年。他们的年龄一般在十六七岁至三十岁之间,平均年龄在二十一二岁。他们一到香泉水,男学员编进第一、二、三、四、五、六中队,女学员全被编进第八中队。艺协和蓝白两剧团被编为独立区队。独立区队除参加训练外,还有演剧宣传任务。此外,还有一个特别区队,队员是从港澳招收回来的爱国青年。
队员基本集中后,省委青年部长吴华即召集廖锦涛、陈中夫、陈长源3人在南浦军官补训团附近开会,指示要在政工总队成立党组织——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会),指示工委会书记由廖锦涛担任,陈中夫、陈长源为委员。吴华受省委组织部委托负责和领导工委会。廖锦涛3人回香泉水后,着手建立下属党组织,按党员分布情况,在政工总队的一、二、三、四、八中队和独立区队都建立党支部。五、六中队党员较少,只成立党小组,由工委分工直接联系。第一中队党支书李云峰(李信)、支委孔照銮、张心岳。第二中队党支书周卓勋(周辉),支委谭汝铿(谭行)、王炯森。周卓勋训练不久便派出,改由支委谭汝铿担任党支书。
第三中队党支书陈山、支委张钊、洪文亮。第四中队党支书叶启祚(先)、周逊(后),支委蔡汝栋(蔡健)、李景星。第八中队党支书陈念华。独立区队党支书阮琪(何雪飘)。各支部的党小组长由支委兼。组织生活采取单线联系,一般不开支部大会。工委会委员分工负责与各支部联系。
正式开课前后,工委会向各支部党员发出号召:“努力学习,掌握军事知识。”要求党员团结和带动群众响应党的各个号召,遵守补训班的纪律,模范地完成政工总队对学员的各项要求。接着,吴华又以“抗先”总队部的名义,召集政工总队一些党员骨干到江尾一间保国民小学开会,讲抗战形势和抗先队员在补训班的任务。训练期间,吴华又亲自主持召开过两次工委会议(江尾的保国民学校)。
政工总队训练内容分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两个部分。军事训练内容是《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由大、中队长负责。政治教育内容除《三民主义》、《总裁言行》外,还有军队政治工作、国际现势、民众运动、日本侵华史和日语口号等,由训育室的政治教官负责上课。由于教官多数思想进步,讲课时能围绕抗战这一中心,并大量参照我党中央发表的有关抗战的理论文章,如秦元邦讲三民主义,就是按照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内容来讲解的。军队政治工作这门课,是按罗瑞卿写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讲解的。王鼎新讲国际现势,印的讲义就是共产党员张仲实编写的。有时遇到某些官员(包括个别教官)讲了不符合团结抗日的反动谬论时,则采取你在台上讲你的、我在台下边看自己的书的办法来抵制。
训练期间实行军事管理,生活军事化、集体化,一切动作要求迅速、准确,生活是很紧张的。上午是军事课,下午是政治课。晚上都有集体活动,一个星期之中,大约有一晚时事座谈会,一晚小组讨论会,一晚生活检讨会,一晚文娱生活(一般是教唱歌,有时参加全总队的活动,如联欢晚会、看戏、歌咏比赛等),一晚个人阅读,一晚自由活动,整理内务。夜里还要轮流值班站岗两小时,有时还要进行夜间演习。
开始,大家对严格而又刻板、紧张而又疲劳的作息制度都不习惯,尤其不习惯对“长官”的绝对服从。但是,大家既然是为了抗日救国而来的,要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就必须学习军事知识,学习政治理论,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军事环境与作战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了每个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关心群众,团结群众,带动群众完成训练任务。
训练期间,物质生活艰苦朴素,公家发给每人两套粗布军服,一张蚊帐,一张棉毡,一块油布,一块包袱布,一顶竹帽,男女队员一律穿草鞋、穿短裤、打绑腿。女学员把头发剪短,戴上军帽,外表上和男学员无大区别。每天三顿饭,每个星期发一元钱零用,每人的背包里除了两三套内衣裤、一件毛线外衣外,就是爱惜如金的革命理论书籍,如《大众哲学》、《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概论》、《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反对自由主义》等。在集体生活中,大家互相关心,团结友爱,诚挚相处如一家人,整个训练过程中,洋溢着浓厚的革命气氛和集体主义精神。
当时每个中队有一个群众性的民主管理组织——干事会,干事会由学员民主选举,由于党员在群众中都有较高威信,被选为干事的基本上是党员。中队干事会在政治指导员指导下开展工作。干事三至五人分管总务、学习、生活三个方面的工作。总务干事负责对外联络,队内主持干事会议和全体大会,发动和组织群众贯彻执行干事会的决定;学习干事负责出版壁报,制定每期中心,组织发动群众写稿,负责编辑出版工作和组织中队时事座谈会,指导群众阅读书籍等;生活干事负责组织中队的文娱生活,如教唱歌、排练节目等,并组织民主生活会。
在中队党支部领导下,通过干事会和群众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当时有几项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一)大办壁报。内容多式多样,或分析和评论抗战形势,或宣传我党方针和政策,或批评政工总队的缺点和存在的问题,或转载有份量的进步文章,或表扬好人好事;形式有诗歌、散文、漫画,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二)大唱抗日歌曲。当时经常唱的歌有《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全国总动员》、《保卫中华》、《打杀汉奸》、《十月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歌八百壮士》、《松花江上》、《游击队歌》等。个人唱、集体唱,在中队内唱,在总队集中或到南浦开晚会时各个中队唱。课余时间的香泉水,到处都是歌声,各中队都显得朝气蓬勃,热气腾腾。
(三)开展评比竞赛。全总队在半年左右的训练时间里,曾举办各中队壁报比赛一次,由各中队派出学习委员组成评比小组,检阅各中队的壁报,然后进行评比,以改善壁报工作。又举办过歌咏比赛,演讲比赛。
(四)组织文艺演出。经常举行全总队的文娱晚会,其中以演出话剧最有吸引力。曾由第一、第二、第八中队联合演出外国革命长剧《夜未央》,独立区队为总队演出多幕话剧《凤凰城》,在偏辟荒凉的穷山沟,能看到独立区队——艺协、蓝白两剧团的高水平演出,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艺术享受,大家非常激动,过了很久,还在谈剧情,谈表演,谈剧中一些精彩的台词。
(五)生活检讨会与谈心活动。各中队每周一次生活检讨会,以班为单位举行。其内容不限于生活,对于工作、学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见,都摆到会上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多数在集体内担负一定的工作,他们带头自我检查,虚心接受群众意见,带动了群众,大家都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会上讲清楚,会后不记仇,对好人好事则提出表扬。
由于民主空气较浓,同志们之间赤诚相见,不少人往往找自己信得过的人(多数是党员)谈心,请他对自己的表现提意见,或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对方,请对方帮助他分析、解决。有些人还请人就自己的恋爱问题提出意见,或请人给自己出主意。
(六)自觉学习革命理论。党号召大家努力钻研革命理论,提高政治素质。当时韶关“五四书店”曾供应革命书刊,学员都能阅读公开出版的革命报刊和进步书籍,普遍人手一卷,自觉学习,追求进步。不少学员在微薄的每周一元零用钱中还要节省出钱来买革命理论书籍。不少学员一有时间就理头看书,有的把书中的疑难问题请教水平高的学员,而水平高的则“诲人不倦”地耐心讲解。当时整个训练班的学习空气浓厚,到处可看到埋头读书之人或听到热烈讨论之声。
在训练过程中曾经错误地进行过“反托(派)”活动。早在战工队集中曲江快要进入政工总队时,党内即传达有哪几个人是“托派”,他们也参加第十二集团军政工人员补训班,要大家小心提防。到香泉水后,各中队党内传达整个总队“托派”的动态,以及本中队有哪些人是“托派”,如何注意其动态,对他们加以防备,并要抓住他们的缺点在群众中加以揭露,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就在派出工作以后,他们还是受到孤立或戒备。解放后经过历次审查,证明当时被认为是“托派”的人,并没有哪一个人是真正的“托派”,其中有些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为人民做了好事。其实,当时在国民党军事训练单位中搞“反托”是错误的,既容易暴露自己,又伤害了不少不应伤害的同志,这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在训练期间,队员们曾被迫集体参加国民党。早在训练开始不久,工委就估计到在政工总队有可能要大家参加国民党,当时省委指示是按“无可避免时则参加之”的原则来执行。大约是1939年六、七月间,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教育长林湛到香泉水,通知全总队到大操场集合,林湛训话,命令全体学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并立即举行入党宣誓仪式,由林湛监誓。事后,不管当时是否有人公差、站岗、生病,有无参加这次“宣誓”,全总队800多人都被列入了国民党党员名册。不过,以后都没有进行过国民党的组织活动。后来学员分配到军队中去,有的师、旅又一次强迫政工队员参加国民党,有的连什么仪式也没有举行,这就是所谓参加国民党的来由。
训练期间,在省委青年部长吴华直接领导下,政工总队中共工委和四政大中共支部的党员虽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彼此在政治上互相默契,工作上亲密合作,每个党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地下党在第十二集团军内革命活动最活跃的时期。
通过几个月的训练,不但使广大学员逐步适应和熟悉军队生活,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学会开展工作必需的业务本领,而且由于刻苦学习革命理论,经过自由探讨和对比分析,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抗战形势前途加深了认识,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不少人在这里开始形成革命的人生观,不少人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地下党在补训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很多人都能紧跟着党走,是和他们在香泉水训练期间所受党组织的教育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分不开的。至今,每当大家回想起这段峥嵘岁月,就浮想联翩,难以忘怀。
政工总队于1939年3月开始训练,8月底训练结束。在派出工作之前,全体学员还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国民军训工作,这是军官补训团组织的,每15人编成一个队(由军士总队与政工总队两方面人员及个别军官总队成员组成),分派到接近前线的十个县去训练青壮年农民,以适应战备需要。军士总队的人员负责军事训练,政工总队的人员负责政治教育,受训者不脱产,每日训练半天。
政工总队结业后,在香泉水办了一个班,学员以廖锦涛到澳门招回来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的爱国青年为主,连同在阳江招来的及其他方面介绍来的,共48人(内有党员3人)班主任由李煦寰兼,实际负责的是林楚君。政治指导员是何平、汪绥祚。这个班的政治教官、政治课及课程内容,训练方式方法,生活管理,都与政工总队相同。从1939年10月开始,至11月结束。因为时问短,没建立党的组织,也没横的关系,党员各自发挥党员应起的作用。
1939年10月政工总队派出参加国民军训的人员回到香泉水,不久即分派工作。当时每15人编为一个政工队(其中女队员3至4人),分派到各师(旅)各团去。另有十几人编为政治大队,直属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这个政治大队被称为“新政大”。11月中,林楚君主持的那个班结束后,全部学员编进“新政大”。因此,“新政大”共有80人。不管是政工总队,还是政治大队,都有党员,组成党支部或党小组。政工总队分派到各政工队的人员名单是由训育室与政治指导员拟订的,充分体现了政工总队中地下党的领导作用。
以后,由于政工队派出工作后,特别是在粤北战役,表现突出,成绩显著,李煦寰便决定在始兴县东湖坪举办政工队员补训班,并将未经过香泉水训练的政工人员都调到东湖坪政工队员补训班接受训练。从1940年7月开始,共办了3期(第二期加上从香港招来的青年),共400多人。训练内容与香泉水基本相同。它的特点是李煦寰(挂名兼补训班主任)更放手让他信任的爱国民主人士去办班。补训班的实际负责人总干事王鼎新,为人民主开明,对共产党有认识,抗战前曾在上海与共产党员杜国庠合办过南强书店,出版过不少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廖辅叔、林楚君是同我党有革命渊源的政治教官,政治上靠拢共产党。党总支抽调了不少党员在班内担任班本部的干事(如一期的廖锦涛)和大、中区队的指导员(如钟承宗、刘秉钧、陈中夫、陈念华等)。因此,党在补训班的作用发挥得很好。训练结束后,都分派到各师(旅)政工队,以充实政工队队伍。
补训班第一期是在粤北第二次大战后举办的,抗战气氛浓厚。第二期刚开始不久便发生了“皖南事变”,补训班党支部书记陈中夫召集党员举行时事座谈会,指出这是国民党制造摩擦的严重事件,今后仍会有摩擦发生,必须提高警惕。但民族矛盾仍居第一位,阶级矛盾居第二位,国共合作还不致全面破裂。随后党员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军队围攻新西军的事实,使群众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第二期结束时,李煦寰从重庆受训回来,接着便发生“廖锦涛被捕事件”。出发各地招生的人被召回来,致使第三期学员只有20余人,训练一个月左右便结束。
三、政工队派出后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活动
(一)政工总队全体学员,除一部分组成“新政大”留在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负责集团军直属部队的政治工作外,绝大部分都编成政工队,于1939年10月,满怀抗日豪情,唱着战歌,到各师(旅)去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当时每个师(旅)政治部和各个团,都有一个政工队,各队都有一些共产党员为骨干。地下党为了通过合法形式,对分散到各师(旅)的党员进行联系和领导,便通过政治特派员室工作的党员向李煦寰建议,在政治特派员室成立政工总队部,李接受了这个建议。该总队部由李煦寰兼任总队长,王鼎新任总干事。下设总务、督导、视察8个组(分别由邓尧佐、王鼎新、林楚君任组长),组员8个人,负责日常具体工作。组员除少数人外,都是从四政大和政工总队中抽来的,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为了适应党员分散到各部队后的情况,地下党将原来的党工委撤销改设党总支;由廖锦涛、李见心、陈中夫组成总支委员会,廖任书记。总支的任务是在省委青年部吴华(1939年底由陈嘉)直接领导下,领导整个政工队中的党员(包括原四政大的党员)。为便于工作,党总支设在总队部内,总支委的公开职务均为总队部的组员。各师(旅)设一名党联络员。当时先后担任过联络员的有:一五一师陈中夫、刘远;一五二师陈长源、李云峰、陆一清;一五三师赵启良、谭汝铿;一五四师唐汝桥;一五七师王尚贤、李卓江、刘思伟;一五九师邓克达;一六○师孔昭銮、陈山、吴琬;一八六师彭展寿,独廿旅周卓勋、陈长源;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周卓勋;新政大负责人阮琪。独九旅原有政工队中有党员胡沥(莫斯明)等,从总队部后派去几位党员,没有设联络员。当时一八七师原有“文抗”成员改编的政工队,地下党负责人有陈文倌(先)、张光琼(后),党员有金坚(刘俊贤)等。各师(旅)成立党支部,各团成立小组(一五二师有些团也成立党支部)。党组织跟党员采取单线联系,不开支部大会。
党总支对各师(旅)党支部进行联系和领导的方式:一是通过总支成员以总队部组员名义到部队视察工作;二是利用召开政工会议,各部队政工队代表(党员)参加会议的时机;三是借出差或到总队部联系工作的机会跟各师(旅)联络员(一般由支部书记担任)进行联系,听取下边情况汇报,传达上级指示,帮助解决存在问题。1940年春,又创办《队报》,把党的指示和有关信息,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及时传达到部队,进行面的指导。考虑到部队分散,远处前线,调动频繁,交通联络不便,党总支反复强调部队的党支部和所有党员,都要发挥独立作战精神,随时准备在未接上组织联系的情况下,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和斗争。当时省委青年部亦曾把一些党员的关系,介绍给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让部队驻地附近的地方党,就近与部队工作的党员联系。一五七师战地服务团(后拼入政工队)党员的组织关系,也从潮汕中心县委转到北江特委。
各师(旅)联络员的任务是承上转下,对上向党总支负责,对下联系各个党小组(或党支部),领导所在单位的党员开展工作,掌握情况解決存在问题。党的有关指示都是先由联络员向支部成员和党小组长传达,然后由小组长逐个向党员口头转达。当时政工队的队长是由团指导员或政治部的其他官员兼,另设副队长和三个干事组成干事会,掌握政工队的工作和学习。副队长和干事由政工队员中选任,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在干事会的集体领导下总务干事协助副队长负责队内行政领导和对上联系;工作干事负责工作安排,包括演剧、歌咏等宣传教育工作;生活干事负责队内生活管理,学习安排,召开民主生活会等。党支部就是通过担任干事的党员所起的核心作用和依靠先进分子,实现党对政工队的具体领导。
(二)广州沦陷后,第十二集团军部队分別守备在粤北的清远、花县、英德、佛冈、仁化、新丰、龙门、增城一线,一部分甚至远驻潮汕。政工队到达各师(旅)时,部队正在整训。第十二集团军这支国民党地方部队,原由邓仲元主持的粤军第一师繁衍而来,在大革命时期,曾经东征北伐,有过一段光荣历史。抗战初期,也打过小胜仗,如-五七师渡海除奸,收复南澳岛;一五九、一六○、一八七等师曾在南浔线等地挫败过日军。各级军官大都久历沙场,有正反面的经历。他们对广州的轻易丟失都感内疚,认为是广东人的耻辱。他们多数人都有爱国心,想把部队来一番整顿,以重振军威。因此,欢迎政工队教育士兵,提高士气,改善军民关系。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能审时度势,在不同程度上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工作上给政工队以指导、鼓励和支持。在第十二集团军原来的政工部门,除师(旅)政治部有一班人员外,团部只有团指导员和两三个干事,营部或有个别指导员和干事,连队一般无政工人员。由于十年内战中的反动措施,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有名无实,旧政工人员被贬为“膏药佬”。他们在军队中无威信,有的人在混饭吃过日子。虽然也有个别正直人士对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仍有美好的回忆,但孤掌难鸣,发挥不了作用,认为要改变现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政工队的到来,给他们带来希望。他们也欢迎政工队做出成绩,为政工人员增添光采。党组织针对上述军政人员的情况,要求党员主动接近他们,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合作。
政工队下到团后,为了有利于工作和学习,大都集中在团指导员室过集体生活。有时为了深入工作,也分散到连队去。党组织每周通过干事会,组织大家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不断提高政工队员的政治认识,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并结合连队实际,布置和研究工作,统一认识和步调,使非党员能和党员团结一道,按照党的指示做好各项工作。
政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同时还要教育和组织驻地群众,动员其支援抗战。到达部队初期,曾用一段时间搞面上的宣传工作,派出队员在营房和到驻地附近村镇刷大字报、画壁画。当时物资缺乏,宣传费用有限,就因陋就简,一盒佛青粉,一块红泥土,一点黑锅灰,加上一桶石灰水,就可调成各种颜色。经过几天努力,驻地附近和村镇周围,就出现“军民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肃清汉奸、保卫家乡!”等醒目的大标语和宣传画,使营房村镇四周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又通过军民联欢等形式,上演抗日话剧如《麒麟寨》、《打鬼子》等以及一些自编的短剧,向官兵和驻地群众进行形象化教育,并邀请部队长官上台讲话,促进其对政工队开展工作的支持。军民席地而坐,在欢乐中消除隔阂。间场时,政工队员指挥台下军民,同唱抗战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既鼓舞了官兵,又激励着群众,收到很好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官兵对政工队刮目相看,认为政工队员能写能讲、会演会画,大加赞许。
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点。士兵来自农村,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贫苦农民,除了一部分是当了多年兵的“老差骨”之外,大都是被抽壮丁或卖身顶替的“猪仔兵”。他们来时绳索捆绑,形同囚犯;来后兵营冷漠,举目无亲。有的受不了连排长的打骂压迫和克扣粮饷,逃亡现象很普遍。这是国民党军队急需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老问题。过去为了制止逃亡,国民党军队规定,抓回逃兵,轻则毒打,重则枪毙。党支部认为与逃亡现象作斗争是当前队政治工作不可忽视的大事。产生逃亡有各种原因,应该一方面加强对士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另方面应向部队领导建议取消体罚肉刑,改善士兵生活条件,搞好伙食公开账目。对士兵的教育基本上按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精神去做。针对下级官兵存在的雇佣观点,对抗战意义的认识模糊,通过出黑板报,上政治课,教唱歌曲和讲解歌词,作时事报告,综合各地战况以及上识字课(将日常生活用字、标语口号、军事术语等编成课本,每天在营房内岗哨旁挂上识字牌),向士兵进行宜传教育。政治课按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精神编教材,结合连队存在问题和士兵本身缺点(如群众纪律差等)进行宜讲,逐步提高其对抗战的认识,澄清各种各样的糊涂观念,增强当一个抗日战士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不少党员(包括有些女党员)到连队和士兵交朋友。过去士兵无人过问,现在看到政工队员关心自己,说话和气,态度平易近人,接触后就觉得亲切,很自然地会和政工队员谈起家常和身世来,不少士兵要求代写家信好让家人放心。同时,政工队员了解到士兵的思想和问题,与连排长交换意见,逐个研究解决;加上又搞点文娛活动,活跃连队生活。这样一来,逃兵少了,有的团整个月都没有逃兵。连队活跃起来,营房有了生气。
在做好士兵教育的同时,对教育和组织驻地群众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粤北山区封建落后,人民生活困难,住的是泥墙和茅草房、吃的是红薯稀饭、穿的是土布破衣。搞好群众工作,进而改善军民关系,支援军队坚持抗战,十分重要。为此,政工队员往往利用晚饭前后,三五成群进行家庭访问,了解民情,宣传抗日保家和军民合作的道理。过去,老百姓看到国民党军队上门,总是避之则吉。现在看到家访的军人,有男有女,谦恭有礼,见面还称呼“叔伯婶娘”,顿生好感,不但不回避,还引进左邻右舍。有的妇女发现“穿军装的妇娘”甚以为奇,女队员就现身说法,从广州沦陷,家人离散,谈到当兵打日本的经过,很容易得到群众的同情和理解。经过多次接触彼此熟悉后,常常围在一块,促膝谈心。在离前线较远的乡村,政工队还争取当地人士的支持,办起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每当夜幕降临,村中男女青年,纷纷来到学校或祠堂,在煤油灯下学文化、听时事、学唱歌。此外各团的党员还通过全体政工队员利用收割季节,动员士兵帮助群众收割,作为教育士兵爱护百姓、改善军民关系的具体行动来抓。由带队的政工队员向士兵提出注意事项:积极收割,尊重妇女,宣传抗日,回连队吃饭等。在劳动过程中,许多群众出于诚意,总要拿些茶水小食到田头招待。经过几天收割;士兵流下的汗水,换来军民之间的友谊。此后军民相遇都打起招呼来。有个班长患痢疾,连队缺医少药,有位农民知道后,上山找草药,熬成汤药送到营房,服了几剂,病就好了。士兵们尝到军民友好的甜头,就更自觉地遵守群众纪律。
(三)1939年12月上旬,侵驻广州的日军分两路向粤北大举进攻,我守军出师应战,第一次粤北战役打响了。政工队的党组织立即将部队整训时期的政治工作,转变为战斗时期的政治工作,通过干事会,动员全体政工队员积极勇敢地投入战斗工作,要求党员起模范作用,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我野战部队虽奋力抗击,仍阻挡不住敌军,不得不且战且退,转入交通线两侧山地。日军的前头部队曾经一度由新丰入侵到官渡、三华,从英德窜进到大镇、新江。在此紧急关头,转战在新丰、从化之间的六十二军等部队挥师向吕田、良口、牛背脊之敌进击,在牛背脊告捷,切断了侵驻广州日军与深入粤北的前头部队的联络线,日军即开始败退。六十三、六十五等军随即衔尾追击,日军乃龟缩回广州。战场上生与死的搏斗对军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知识分子出身的政工队员来说更是能否建立威信的关键。在这次战役中,广大政工队员在党员的带动下,在枪林弹雨中和部队同进退。在转战粤北与敌周旋的过程中,艰苦备尝,大家不顾危险和疲劳,积极组织群众为部队搬运弹药,输送给养,抢救伤员。政工队员没有配予武装,但不少人仍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上火线,鼓励官兵英勇杀敌,协助指挥联络,机智沉着,表现出色,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共产党员陈兆佳是在战场英勇牺牲的。女队员谢丽贞,也是在阵地上光荣受重伤的。还有女共产党员张筱芬(张韶),冒着敌人的炮火,在火线上为指挥官传递信息,等等。
在日军撤退后,政工队员又负责打扫战场,收容伤病员,掩埋尸体,动员群众回来重建家园,协助群众处理善后工作。日本侵略军凶残暴虐,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掠夺,庐舍为圩,惨不忍睹,成为激发军民同仇敌忾的活教材。
朝阳映红了粤北山川,熔化着大地的冰霜,广大政工队员在党领导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了全军将士的斗志,受到全军上下的赞扬。在民族解放的战场,第一次与粤北军民在一起,用胜利迎来了1940年元旦。
战役一结束,第十二集团军从总部到各军师旅团纷纷举行军民祝捷大会。政工队员征衣未洗,又忙于赶排节目,练唱歌曲,出版专刊,报道战绩,宜传胜利。曾分别上演,《流寇队长》、《凤凰城》、《国家至上》、《歼灭》等抗战剧目,以及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军民英勇杀敌的自编小节目。“新政大”的队员,除了跟部队政工队一样做好本身工作外,还抽出一部分人筹办粤北大捷展览会。
(四)第一次粤北战役后,余汉谋等更加感到军队作战离不开群众支援,但发动群众要有一个机构来领导,才不致涣散,于是与广东省政府协议,在接近前方和交通线的各县成立军民合作站。1940年2月,第十二集团军抽调一批政工人员到翁源丰山办短期训练班,讲授破路要领和军民合作站组建方法等,然后分派到各地进行建站工作。军民合作站的任务是发动群众为军队、为作战服务,所以组建时首先召开县一级党政军联席会议,明确建站的自的、要求和做法,然后逐步落实。正站长由县、区、乡镇长兼,副站长由军队政工人员担任,下设2至3名干事,协助副站长主持日常具体工作。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广东战场在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之时,粤北山区是极好的抗日游击战争基地,通过军民合作站的建立,可以为此打下基础。对此,党组织十分重视,并安排了不少党员担任副站长和干事。建站后主要抓了(1)发动群众,给予合理报酬,把辖区的公路桥梁彻底破坏,以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活动(这在第二次粵北战役中起了一定作用)。(2)组织常备的运输队、担架队、锄奸队(对付汉奸敌探),商定群众出勤和征用物资的报酬和补偿。(3)储备军粮草料,防止重要物质粮食资敌。(4)建立经常性的宣传教育阵地,从工作中与当地人士建立友谊。一五二师在清远县副站长兼高田站站长练锡鸿(党员)领导下,派出干事王长光(党员)、叶春华进入文洞山区建立分站,行前该师四五五团党支部书记关奕康赶来指示王长光,要他在做好建站工作的同时,要在当地发展党组织,为日后党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培养,吸收了叶春华和四位农民入党(后来文洞山区成为东江纵队西北支队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我粤桂湘边纵队连江支队四团的基地)。5月初,中共清花工委书记赵炳权找当时在清远城镇军民合作站担任干事的一五二师联络员李云峰联系,指示李要在前线的城镇发展党组织。经过李在工作中考察和教育,吸收梁其芳(清远县国民军训协训处少校副主任)、巫柏初(政工队员)等5个新党员,成立了清远城一个党支部(由李兼书记),任务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搜集军事政治情报,通过国民军训协训处掌握武装力量和建立党的临时交通联络站(上述新党员的组织关系,李云峰等调回部队时都交给赵炳权接收)。又如一五三师在增城派潭军民合作站工作的党员刘树阶、周华等,在日军进犯时,率领车洞护村队英勇抗击敌人,受到各方面表彰。此外,军民合作站在第二次粤北战役中解决军队困难,动员群众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等也发挥过良好作用。当时如能假以时日,坚持下去,利用军民合作站这个合法组织,去组织和教育群众,就可以使党扎下根来。
(五)1940年5月,侵驻广州的日军,又以其精锐的三十八师团为主力,再次向粤北大举进犯,妄图夺取曲江,打通粤汉线。第十二集团军所属六十二、六十三、六十五等军,在清远、佛冈、从化、新丰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时值雨季,山岭云遮雨盖,敌机无法发挥作用,山地崎岖,道路泥泞,敌机械化部队威力大减。我军受第一次粤北战役胜利鼓舞,士气高昂,敢于与敌短兵相接,经过十一夜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我军也付出重大代价。这次粤北战役终于打退了敌军疯狂进攻,日军不得不退回广州。政工队由于经过上次战役的锻炼,加上大部分已派驻连队。他们临战随同连排长检查工事掩体是否隐蔽安全,火力配置能否发挥最大威力;战时协助连长指挥队伍,传达口令,鼓舞士气,安置和抢救伤员;战后编写战斗详报总结战斗经验,表扬立功官兵。共产党员姜渭康、政工队员梁英、林幻非等在战场上光荣负伤,共产党员伍兆辉、陈学勤、许煊广等受到表扬。当年粤北军民同声高唱的《良口烽烟曲》(何芷作词、黄友棣作曲),不啻是我党领导的政工队和广大爱国军民,用抗日的怒火、艰辛的汗水和战斗的鲜血交织成的乐章。
第二次粤北战役后,为了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各师(旅)团先后开办一至二期政治战士训练班,目的是要培养一批能在连队开展政治工作的骨干。学员是从连队中挑选有点文化而表现较好的班长,也有个别素质较好的士兵,每期40至50人。各师(旅)党组织通过干事会选派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政工队员(包括党员)主持训练工作。课程有三民主义、军队政治工作、军民合作以及教唱抗战歌曲,后来增加日本侵华史、中国革命史等,教材大部分由政工队员根据办班宗旨和有关资料编写。以讲课为主,结合小组讨论,让学员既受到正面教育,又发挥自由思想,互相启发,共同提高。此外还要求学员写日记和学习心得,藉以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通过定期测验,了解学员学习效果,以便进行个别辅导。学员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训练后,思想认识和工作本领都有所提高,很多人回到连队后都成为政工队开展工作的助手。
1940年夏,为更好地发挥艺术专业人员的作用,李煦寰接受政工总队部的建议,决定从“新政大”中将原艺协、蓝白两剧团的成员抽出40人成立艺宣大队;其任务是以戏剧艺术为武器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开展士兵话剧运动。他们年底出发各师(旅)巡回演出,至1941年夏调回曲江,与六十三军宣传队(锋社剧团)合并建成第七战区政治大队。他们在韶关为加强战时省会抗日救亡气氛,发展抗战戏剧运动,做了不少工作,演了不少有名话剧,如历史剧《忠王李秀成》、《天国春秋》等。
(六)由我党党员率领下的政工队,不仅战斗在粤北战场,也战斗在桂南战场、潮汕战场和东江战场。
1939年1月中旬,日本突然在钦州龙门港登陆,攻占南宁,在广东的陈骥六十六军(内有一五九师和一六○师)由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叶肇指挥,驰往参战。两师政工总队队员刚到部队不久,便受到一个多月长途跋涉行军的考验。他们有的坚持打前站,沿途写路标,联系群众设茶水站,发动民工主动替部队挑辎重;有的随队边行军边宣传,用标语、漫画、快板和唱歌激励士气。发现士兵有病难行,替其分背行装,鼓励他们继续前进,说服军官不要脱去病兵棉衣,免其冻毙途中。昆仑山区是壮苗等少数民族住地,与汉族有语言隔阂和民族隔阂,做工作比较困难,政工队员不畏艰辛,深入访问和宣传,以取得他们支援部队给养。
政工人员中的地下党员,在一五九师有邓克达等,在一六○师有杨应芬、杨学基、孔昭銮、吴琬、李洁贞(女)等。当我军挺进到昆仑山前线,与敌对峙于五塘、六塘之间的山地时,各团政工队员在党员带动下,分派到各营连去,有些组织当地群众运输、担架,有些虽没佩带武器,都能与官兵一起上火线。
当时张发奎、白崇禧、陈诚等坐镇柳州,指挥四、五个军进行昆仑关大战,因指挥不当,均被日军击败,六十六军曾被包围,不得不进行突围。突围时,只有十多岁的女队员吕觉觉、戴卉清,在宾阳城碰上日寇,英勇不屈而壮烈牺牲。
1939年6月,日寇侵占汕头、潮安,守军独九旅旅长华振中,比较开明,一度与潮汕地下党领导的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合作抗日。汕头、潮安、澄海等县市青抗会曾组织独九旅战时工作队(简称战工队)、办军民合作站,支援军队作战。汕头青抗会组织游击队,在独立自主原则下编为独九旅游击队,机动袭击目寇,俘虏日本军士,捣毁伪政权,声威大振。1940年春反共高湖波及潮汕,游击队和青抗会相继被迫解散,战工队中的党员和部分队员也先后撒退。当时还有中共党员胡沥、张村率领的独九旅政工队,以及从翁源香泉水派到各团的政工总队队员40余人,其中有党员黄铁崖等。他们进行抗日宣传,促进军民合作,配合军队分别参加反攻潮安、澄海战斗,枫溪西塘战斗,坳顶山战斗等。1940年8月浮岗之役,政工队员罗杰负伤。
1940年秋,独廿旅接替独九旅,驻守潮汕阵地。独廿旅政工队有党员陈长源、周卓勋。陈淑莲(陈新,女)、陈平(女)等8人,分别在旅政治部和三个团起骨干和领导作用。政工队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军民合作站,并参加作战。政工队员彭厚望曾任潮安登塘对敌经济封锁站站长,在防止走私钨矿等资敌物资方面起重要作用。队员肖百新于1941年参加攻占潮安山边山敌炮兵阵地,受第七战区政治部记一小功,他又于1942年底发起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以缓和潮汕灾荒,得到旅长以下全体官兵的响应。1943年6月,政工队员曾展基在潮安蟹目山之役牺牲,队员陈延在揭阳三○九高地受伤。
独九旅于1940年秋调到东江,年底,香泉水派来的政工总队干部被召回韶关,重新分配(只有几个人回来)。1941年春,日军侵占淡水,5月第二次占领惠州。敌退出后,从东湖坪政工人员补训班派出政工队20余人,由中共党员王松(王长光)、陈启中率领到达惠州独九旅政治部。全队先集中然后分散,当时受廖锦涛被捕事件影响,队员思想波动,有的先行离队。藉集中学习端正队员对时局的认识,并轮回到各团进行抗日宣传。分散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六十五军军长黄国梁奉命率五个师和独九旅驰援香港英军,独九旅推进至广九铁路附近,政工队员在那里设立几个军民合作站,东莞清溪军民合作站由中共党员陈启中负责。这一带是惠东宝人民游击活动区域,游击区人民高挂“欢迎国军援英抗日”的横额标语,主动送茶水,送慰劳品(食物),供应稻草,借床板,并主动协助运输。游击区军民团结抗日的新气象,深刻地感动独九旅官兵。
但后续部队未到,看港英军已投降,仗还没有打,便奉命撒退,日军乘机尾追,独九旅在惠州苦战三昼夜,伤亡不少,连指导员饶有震(原香泉水政工总队队员)负伤。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狼狈退走,把大量弹药沉于池塘里,党员陈启中率领政工队员,在当地群众指引下,捞起浸湿的子弹,拭干后运送上阵地。惠州第三次沦陷,日军烧杀惨状,甚于第一、二次沦陷时。日军退出后,政工人员协助清理战场,掩埋受害者尸首。
(七)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党总支不但通过在总队部工作的汪绥祚等对李煦寰及其同僚做工作,推动和帮助李煦寰采用和实行不少有利于政工队开展工作、以促进军队进步的措施,而且各师(旅)党组织在争取上层、团结中层、教育下层、广交朋友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对上层人物,特别是比较进步开明的师级以上的人物,如独九旅旅长华振中、一八六师师长赵一肩、一五四师师长粱世骥、独廿旅政治部主任黄若天等;主动向其汇报请示工作、争取其对政工队的支持、召开会议请其训话、出版油印刊物请其题词写稿,以示尊重;并派女队员做上层人物的随军家属工作。对团营一级军官和政工人员,主动接近他们,搞好上下左右联系。在工作上向他们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征求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在生活上通过接触,加深了解,增进感情。就是对受过反共教育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派来的政工人员,除孤立其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也大力争取和团结其大多数,在工作中合作共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连排长主要是开展交朋友活动,从建立私人感情入手,通过个别交谈的办法,根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逐步提高其思想认识,团结合作,共同搞好连队工作。对少数特务分子和顽固分子,则教育大家提高警惕和注意斗争策略,既揭露其丑恶面目,又不授敌以把柄。正因为广大党员遵照党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指示,并在日常相处中做了大量的细微的具体工作,所以政工队在开展工作时可以避免干扰地顺利进行,而且在往后政治形势恶化时,也得到他们的帮助。皖南事变后,有些军官就提醒政工队在言行、衣着注意检点,以免被人指为“八路”。在廖锦涛被捕事件后,他们对政工队员被监视、审查以至于拘留关押,表示同情。有的干脆劝政工队员趁早离开,有的还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进行掩护。当一六○师政治部副主任军统特务唐明智突然以“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为题向连指导员进行考试,企图从答卷中抓“异党分子”,他准备拘押当时仍在该师坚持斗争的党员吴琬时,该师团指导员容国瑞挺身而出,直斥唐毫无根据。唐蛮不讲理,当即挥拳击伤容的面部,事后党员梁燮勤与吴并肩作战,首先大造與论,激起政工人员义愤,然后联名告到第七战区政治部,要求严惩唐明智,为容、吴伸冤,部队广大官兵也纷纷指责唐无理伤人。为平息群愤,师长莫福如等不得不出面干预,声称:“吴琬长期在该师工作表现积极,指为异党,查无实据”,结果将吴琬晋升为上尉,上调战区政治部,军统方面也不得不将唐调走。又如独廿旅政工队女党员陈淑莲,对上层人物的随军家属工作做得好,经常跟正副旅长、参谋长的太太小姐打交道,关系搞得很好。后来该旅政治部主任黄若天被捕的消息传到该旅后,有人便乘机造谣中伤,说陈淑莲是“坏人”,这些太太都马上出面反驳,为陈辩护。其他象政治部特派员室的王鼎新、林楚君、廖辅叔,一五四师政治部主任刘俊,一八七师政治部科长苏翰彦,一五八师团长黄植虞等,平时与政工队团结战斗,在政工队员被怀疑或拘禁时设法掩护、救援和保释,做了不少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八)团结和教育政工队内的非党队员,使他们能和党员团结在一起,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去开展工作,是党组织的重要任务,是工作胜败的关健。因此政工队派到国民党军队后,党支部就反复强调党员要在政治上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和觉悟,在工作中帮助他们熟悉情况,掌握本领;在学习上有意识地供给一些革命书刊,鼓励他们自觉学习,刻苦钻研;在生活上热情关怀,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因难。同时要求党员做出榜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带动和影响他们。如上所述,这些队员大部分是抗先队员。他们从广州撤退后,一直就跟着党走,经历了战乱年代艰苦生活的磨炼,在艰苦岁月中与党员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在战工队、香泉水和东湖坪训练班又先后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对党有一定的认识。共同的理想和经历,把他们团结在党员的周围,其中的优秀分子在派出工作前,很多已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到了部队后,由于政治情况复杂,加上局势日趋恶化,发展党员需要慎重,当时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对象主要是政治上坚强可靠,各方面都了解的队员;由专人负责考察、教育,认为成熟时再经支部研究决定。有的师是先吸收,然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有的师是先将准备吸收的对象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后才正式吸收(而当时是不易跟上级党联系的)。加上各师(旅)具体情况不同,支部领导水平不一,所以在派出部队工作这段时间内只吸收了少量的新党员(如一五二师的何毅、梁惠民、巫柏初;一五三师的李章荣、陈瑞臻、陈德祥;一八七师的傅集平、周忠、李就如、金坚、陈瑶仙、陈鸿年;东湖坪补训班的戴敏等)。大多数非党队员在党的教育影响下,都能和党员共进退,其中许多人日后都陆续参加了共产党。
(九)广大党员在环境艰险斗争复杂的国民党军队中,坚持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忠实执行省委有关指示。在开展统战工作帮助友军进步,宣传党的坚持持久抗战主张,扩大党的影响以及团结教育群众等等还是做出很大贡献。大多数党员在政治上立场坚定,对党忠诚,在工作中刻苦耐劳,以身作则,在战斗中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带领非党群众胜利完成各项工作,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有的在远离上级党组织(如一五九师和一六○师在桂南战斗,独九旅远处潮汕一带)或失去组织联系,得不到党的指示的情况下,能独立作战,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工作。有的在特殊情况下如一八六师五五八团党员周逊、张韶、周其相等获悉部队奉命进攻我游击队时,能冒着危险通过各种渠道通知我方做好防备。有的在反共逆流中能及时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采取应变措施,同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在这段时间内曾起过较大作用的党员为数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皖南事变前后党在反共逆流中采取的措施
广州、武汉失守后,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开始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1939年底蒋介石派陈诚到广东作反共动员和部署,大造反共與论。广东国民党当局于1940年1月底悍然非法逮捕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博罗队28人,3月发动对曾(生)王(作尧)部队围攻,4月解散抗先总队部。省委从1940年1月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开始采取应变措施,在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下,凡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已暴露身份的人员立即调离或撤到游击区工作。
由于当时第十二集团军正处在两次粵北战役期间,重点放在整军经武对付日军进犯,余汉谋、李煦寰企图利用这支庞大的富有战斗力的青年政工队伍为其鼓舞士气,振奋军心,改善军民关系,组织群众支前,加上政治特派员室主要官员郭翘然、王鼎新等还是得到李煦寰所信任,所以反共逆流对十二集团军的渗入速度不象党务、政府、警宪部门那么迅猛。直到皖南事变前,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和军队的抗战气氛还是比较好的。但党组织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没有放松警惕。
中共粵北省委成立后,青年部长陈能兴负责领导第十二集团军地下党,在1940年9月,就根据当时广东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以下措施:(一)我党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仍然是继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二)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广东局势也较紧张,抗先总队部已被解散,东江游击队也遭追剿,要提高警惕,改变过去锋芒太露的做法,工作活动要更踏实,更加群众化。(三)组织活动方面要更隐蔽,各支部仍为单线联系,不开会议,严守秘密工作的原则。(四)为了更好地在军队坚持工作,党员有可能则转为带兵的军事人员,最好担任军官职务,掌握部队。(五)做些调查研究,内容包括部队的沿革、人员编制、武器装备、官兵关系、士气、战斗力等,以及团长以上军官的经历(写个小传),写好上报省委,等等。随后即向广大党员传达,使大家心明眼亮,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并将组织活动坚持单线联系个别碰头,在工作上和作风上来个大转变。
1940年冬,余汉谋决定培训年青军事干部,李煦寰要当时在总队部工作的廖锦涛、汪绥祚动员一部分政工人员去学军事。他们认为经过学军事可能锻炼带兵作用会更大,于是在1941年春,廖锦涛等第一次视察正在集中总结政工队派出工作一周年时,曾动员一部分党员和政工队员于同年3月到乐昌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军士总队受训,以便日后担任军官掌握军队。
1941年元旦,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国民党中央在任命李煦寰为政治部中将主任的同时,特派充任广东三青团总干事的李国俊为少将副主任,中统特务吴荣楫为主任秘书,CC系人物陈藻文、陈国贤为组长,凶恶有名的特务头子丁养光为秘书,加强对七战区政治部的控制。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李煦寰的政治态度有明显的变化,公开在书面上指斥中国共产党为“奸匪”(以前在香泉水时曾口口声声说共产党是友党),一向进步的《队报》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期封底上,竞然被迫要用蓝色油墨印出“禁止使用共产党用语”的规定(如不准写“1925-1927大革命”,要写成“民国14年至民国16年北伐”等),不久《队报》被迫停办。原来由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转到政治部工作的爱国人士,都先后被排挤调走,政治部内的状况和矛盾斗争尖锐复杂。1941年元旦利用在韶关召开有各师(旅)政治部主任、团政治指导员和政工代表参加的军政工会议的机会,党总支负责人廖锦涛曾分别对参加会议的各师(旅)党负责人碰头,从国际形势谈到皖南事变,指出:“大敌当前,国民党反动派尚不敢公开破裂,但反共逆流还会继续发生,甚至扩大,部队内党的工作将进入艰险时期,因此组织上要更加隐蔽,工作斗争方法更要注意讲究。”后来又利用到部队视察机会,反复强调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政治部大量安插特务,对政工总队进行监视,形势更加严重。一方面工作仍要继续坚持,另方面又要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做好应变准备”,使广大党员作好思想准备,保持警惕。由于政工队在第十二集团军中宣传团结抗战,坚持进步,改造军队政治工作成绩斐然,早就引起重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就把魔爪伸向政工总队部和其所领导下的政工队。当时政治部的特务分子不断无事生非,对总队部进行攻击监视,大家已预感到迟早要下毒手。果然不久,1941年6月13日廖锦涛、邝清辉、王珠(邝、王是非党群众)等代表总队部第二次到各师视察和慰问政工队,到达佛冈一五七师驻地时即遭逮捕,解回韶关关押,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廖锦涛、王珠迫害致死。接着在衡阳又逮捕了请假去桂林的在总队部工作的何筱静(1942年夏被杀害)。这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向第十二集团军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随后又把毒手伸出总队部以外的地方,先后拘捕政工人员杨应芬、戴凤珍、饶旭雯(后被保释),扣留黄启仁、洪文亮(很快就释放)、钱剑英(逃脱)、谢振渠(立案监禁)。与此同时,各师(旅)还秘密搜查政工人员的衣物、住地。先后举办政工人员短期集训班,将政工人员集中整训,进行考察和审查。由于廖锦涛被捕事件发生前后,党组织都能迅速清理文件和进步书刊(秘密加以烧毁或转移到可靠地方),从最细小的地方着手,注意不留下任何能够引起注意的迹象,同时对事态保持镇静,不动声色,工作活动正常如昔。一般不公开召集会议,只保持个别交谈,遇有严重情况下尽量做到互不牵连等等。特别是在当时交通不便,联络困难的情况下,大多数党组织负责人都能独立作战,机智地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应变措施。因此敌特始终查不出什么问题,抓不到任何把柄,结果“整训”毫无所获,只好让大家各归原位,继续工作。
廖锦涛被捕事件发生后,广大政工队员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无端迫害对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战友,内心很为愤恨,对国民党所谓抗日也失去信心,不愿继续留在部队,纷纷设法离开,各寻出路。省委鉴于情势的变化,为保存革命力量,减少损失,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凡是尚未暴露还能坚持的继续留下工作,已经暴露或可能暴露、不能坚持的应转移阵地撤退到可能去的地方继续战斗。根据党组织的布置,部分党员转到地方或其他单位继续做地下工作;部分党员则以升学为名转入中山大学或其他院校读书,并隐蔽谨慎地从事学生工作;尚未暴露有条件坚持的部分党员则继续留在原岗位顽强机智地坚持斗争。此外,还有不少申请长假回乡当教师,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省委为了提高党员素质,为迎接日后更为艰巨的斗争做准备,曾由陈能兴主持,在乐昌(仲恺学校)将撤出第十二集团军的部分党员举办短期学习班。1942年夏粤北省委虽遭到破坏,当时第十二集团军地下党组织并未受到牵累。直到同年10月,陈能兴传达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暂时停止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活动,实行勤学、勤业、勤交友,要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党内、队内要加强团结,刻苦学习,提高业务水平,争取工作,同时要提高警惕,搞好秘密工作,严防敌人突然袭击等。使大家明确方向,坚定信心,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党组织停止活动后,除一部分党员仍在第十二集团军坚持到抗战胜利外,绝大多数党员和政工人员都陆续撤离第十二集团军部队。部分党员带领队员参加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进行武装斗争;部分党员在困难的逆境中联系着离队的队员转到地方,在新的岗位上按照党的主张和政策埋头工作,等待党的召唤。应该指出,在反动派倒行逆施的同时,第十二集团军部队中也有不少富于正义的爱国军政人员很不以为然,对政工队表示同情,所以当政工队员借口升学、治病或探家要求离开时,大都主动放行,不加留难,像这样数以百计的地下党员和政工队员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能够从第十二集团军陆续撤走,是跟党在军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广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所产生的效果分不开的。
五、结束语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广东省委根据“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的方针,和广东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派200多名党员并带动来自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香港、澳门回国服务团,华侨回国服务团以及其他各地的爱国青年共1000多人进入广东地方实力派余汉谋部队,目的是要帮助其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提高其战斗力,以利团结抗日。从1938年7月到1942年底党组织停止活动,前后4年多的时间内,第十二集团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包括政工总队党总支、四政大党支部、锋社话剧团党支部等)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方针,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教育群众;依靠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分子;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为实现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建立人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一定基础。
这支1000多人的青年队伍,一开始就集结在党的周围,在翁源香泉水和以后的始兴东湖坪,效法延安“抗大”的政治和军事训练,成为第十二集团军迫切需要而国民党中央不予承认的政工队。在党的领导下,这些不为官不为财、既无官阶又无军衔的“政工兵”到部队以后,一方面向上层军政人员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坚定其抗日信心,争取其对政工队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支持;另方面积极团结教育下级官兵,提高其民族意识、增强其爱国思想,反对打骂体罚的军阀作风,改善官兵关系。同时做好驻地的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在一、二次粵北战役中,广大政工队员在党员的带动下,斗志昂扬,不避艰险。有的跟连队上火线参加战斗,激励官兵英勇杀敌,在危急情况下,还代连排长指挥作战;有的在前线附近组织群众,输送给养弹药,抢运救护伤员;有的还组织地方武装抗击日军入侵。为粉碎日军进攻,保卫粵北大片抗日基地,做出重大贡献,使广州沦陷后低沉的士气民心重新振奋起来,显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引起了余汉谋等各级军政人员对政治工作的重视。在粤北两次战役和其他地方对日作战中,政工队员有的光荣负伤,有的壮烈牺性。他们的爱国热情、忘我工作,以及不怕苦不怕死的奋斗精神,受到全军上下的赞扬,在广大官兵中起着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当时广大党员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积极热情,对党赤胆忠心。为了抗日救亡,在情况复杂、环境艰险、斗争尖锐的国民党军队中,以民族大义激励士气,以坚持抗战振奋军心。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使第十二集团军几百个连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城乡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反共逆流中,他们顽强机智地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并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在他们的身教言传影响下,大多数的政工队员靠拢党,与党员同患难,共进退,其中不少人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在4年多时间内,从粤北山区到东江一带、潮汕平原以及远至桂南地区,到处都留下他们的战斗足迹。他们用鲜血和汗水谱写出第十二集团军内中共地下党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
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恶毒攻击当时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妄图抹煞派到第十二集团军进行地下党活动的党员和政工队员所做的贡献,不择手段地攻击、污蔑他们是叛徒、特务、反动军官,致使不少人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还蒙冤不白,含恨死去。值得庆幸的是:1979年秋,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关于在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地下党和政工队问题,已作明确结论,对过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已予彻底平反。这是我们党的胜利!也是对我们在第十二集团军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所做贡献的肯定!
当我们回顾这段令人难忘怀的战斗历程时,我们深切地怀念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致死的政工总队党总支主要负责人廖锦涛烈士、何筱静烈士等以及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中共党员和政工队员。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我们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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