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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归侨党员刘文丹的革命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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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5 08:29:4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新加坡归侨党员刘文丹的革命足迹

        新加坡归侨党员刘文丹革命的足迹   
                                    张葡青
一.我父母分别是29年、38年入党的老党员,都曾是十二集的政工队员。妈妈刘文丹当年是回国不久的新加坡归侨少女,由汕青抗敌会进入十二集,1938年春—1940年1月 在157师战地服务团任团员。爸爸张尚琼是1939年—1940年大概由抗先进入十二集178师政工队,接替陈文信任党内负责人。 本文依据刘文丹的手稿,主要记述了她,一位纯洁的归侨少女在十二集前后革命活动的史实 刘文丹原名刘逸民,曾用名刘慧香、刘翊明、刘立羽、刘玉珍、刘文茵。 1921年1月6日刘文丹出生于新加坡,外祖母叫陈荣,双目炯炯有神。外祖父刘伯豪是早年偷渡到新加坡的布店店员,经努力,后成为小布商,置有几部衣车,兼卖自制的成衣。刘文丹有兄妹6人,姐姐,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除姐姐外,其他都出生于新加坡。1931年后,由父母先后率全家回国定居汕头。有自己的住房,靠开有一小杂货店、姨妈任小学教师维持全家生活,据说当时生活算小康。刘文丹在新加坡、汕头读小学、在汕头读中学。16岁(1937年)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不久,背着父母离家出走,加入汕头青年抗敌会,接着于17岁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二、新加坡归侨党员刘文丹在十二集前后的足迹。 在党的领导下,1937年下半年潮汕各县先后成立了青年抗日救亡同志会(简称青救会),1938年1月15日各青救会派代表到汕头举行岭东青救会总会成立大会。国民党派军警包围会场,成立大会被迫改称代表大会,总会不能成立,只成立岭东青救会通信处。后国民党下令青年抗日救亡同志会改名为青年抗敌救国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当年刘文丹在汕头读中学,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春,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加入了汕头青抗会。 几十年后,刘文丹还记得抗青会的会歌: 1.在这最后决战的大时代,我们健壮好比钢和铁,一定要战胜工作,才能战胜敌人!我们是勇敢善战的青年前卫队,我们是民族解放的青年前卫队。 在那工厂里头和那草房里,要把新的歌声传遍!起来吧,起来青年们,随着我们向前进!我们是勇敢善战的青年前卫队,我们是民族解放的青年前卫队!

  一个回国才几年的新加坡归侨,在16岁的少女年华,就这样意气风发地投入汕青会,开始她坚定的革命生涯。
          *          *          *          *
以下是刘文丹手稿,记述了十二集前后的足迹。这些都是刘文丹在解放后的运动中向组织汇报的史实: 7月 潮汕驻军一五七师吴耀波营渡海作战,一度收复南澳,歼敌500余人,这是华南抗日的第一仗。后来日军增援,南澳又陷于敌手。 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政治部主任李育培)曾要求汕头青抗会派青年随军服务,一些负责同志去参加了有关会议,但青抗会没完全听他们的。2月同意将汕青抗会原一五五师随军工作队改为一五七师随军工作队。工作队继续在军队和民众间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在此基础上,7月由青抗会增派青年组成一五七师战地服务团,师长黄涛亲任团长。估计可能因此分派我和一些刚参加工作的去凑数。战地服务团经短期训练后,编成五个队,下连队和驻地附近开展工作。团中有部分是中共党员,每个队都有党小组,过组织生活,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派来联系的是杜柏琛(杜桐)。8月,由王玉珠(王辉)、方倚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被分到潮安队,队长是郑瑞祺和刘光。约个把月后,日寇进攻广州,广州告急,伪157师奉命支援。党组织决定我们一部分人随军出发,我是由队的党内负责人郑瑞祺通知的,方倚华是同队同时出发的。我入党宣誓仪式是出发后才补举行,印象中补举行宣誓后即过正式党员生活,因出发后不久,支部讨论表决陈少麟的入党问题时,我已有表决权。 记忆中讨论陈的入党问题时有方倚华,柯光政,郑瑞祺,容以欣,麦凤娟,张彩亚(?),廖(?里)韬,廖史行等。

   决定我们随军出发,比第一天穿起军服更高兴了,以为这下子就要到那枪林弹雨、战火纷飞的前线了,兴奋得整夜睡不着。不敢给家里知道,到了(?汤)坑才给家里写信。......可是队伍才到龙川、老隆一带,广州已告失守,结果这个师就在新丰、佛冈、从化、清远一带驻扎下来,我就在这一带工作了一年多。当时的工作是,在士兵和群众中作抗日救亡、军民合作的宣传,以及时事教育等。工作方式,除巡回到各团驻地开晚会演出外,士兵工作方面也曾通过代写家书和缝补衣服,进行个别宣传。群众工作方面也曾帮忙割禾等农活,此外是读报、出墙报等。
  到1940年初,由于反共高潮袭来,反映到157师是元旦那天,伪军长黄涛到军部各处驻地巡视,当进入我们战地服务团的驻地时,曾翻了靠边的几个床位的席子来看,大概想发现有什么进步书籍,态度很坏,翻后不出一声地走了。党内大家表示很气愤,也预感到形势可能急转。过了不久,大概是队领导与上级取得联系,决定撤退,并决定我和容以欣、郑瑞祺等第一批撤走。因我和容与已调到韶关电报局工作的以前的汕青抗会的徐(?)栎有通讯,因此由我们去信和他联系找地方住,解决以后大家陆续撤退时有个住处。我们先到后不久,队里的领导人王强、饶东(饶芃子父亲)等也来了。
在战地服务团时,记忆中无被迫个别或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印象。.......

   离开伪157师到韶关后,几个领导人去与组织联系,决定后通知我分派到清远四九圩小学田心分校。他们似是与梁尚立联系,因不是自己亲自去接头的,所以不很准确,不过可以从接我关系的梁莊仪了解是谁介绍去的。
   在那个学期,似是清明假,约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由那里的党组织开办过一期党训班。容子青(即容以欣)、方倚华、我和当地的几个青年一共约十人在一间堆粪的隔离小房子里学习,睡也在那里,每天由外面送饭进来。学习内容有党的建设、密工工作、形势教育等,似是唐凌鹰、黄磊等讲课。我当时是田心分校的党小组长,那里还有二个党员(黄化云、黄磊光)。每周或隔周到四九圩的中心小学联系,和容子青等一同开会,听传达和布置工作等。支部书记是唐凌鹰,上级派到那里联系的有一个叫“小谢”的。当时的工作是,各校有条件的办夜校,通过夜校作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收集群众情况。另一部分同志也抓武装斗争,那里接近前线,自卫队与敌人接触后,曾组织群众去慰劳。听说后来这些武装队伍就成了解放战争时的游击队。........
   一个学期后接组织负责人梁莊仪或唐凌鹰通知我调去马坝。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那时与我感情较好的郑瑞祺同志,在马坝伪省银行的附属小学教书兼总务主任,被该校两个人(夫妇)偷窃了学校一些布匹等物后潜逃,学校要郑赔偿。经组织同意调我到那里工作,因那里工资较高,每月除伙食费外,全部帮助郑还债。到马坝后,党支部除郑瑞祺外,有同在伪省银行附属印刷所会计股工作的何蔚儒,还有在伪省银行附属试验(?牧)场当主任的罗xx(忘名)(解放后在农业厅或工作),上级来联系的有“五叔”(当时姓钟,姓周,后知真姓李,忘名,是郭巾英的爱人李仲才的堂兄弟)和“小周”(即周微雨),罗xx和郑瑞祺是支部负责人。自1940 年9月到1941年冬在那里工作,这期间我的工作是抄写文件,有时和伪银行一女同志(忘名,当时伪省银行的女职员有两姐妹中的一个)联系,收过由她集中起来的党费,以及转达组织的通知。“五叔”和“小周”到那里和罗、郑等开会,有时在我住的地方、有时在罗的住处。
因郑瑞祺后来肺病大咯血,学校辞退他,我们租了一间屋子住,因大咯血后还经常出血,有时昏厥,为照顾他,我另搭一床铺住在那里(没有结婚)。“小周”来时,有时也在那里和我同睡。解放后才知她是在当时的地下省委工作,爱人是地下省委书记张文彬(粤北事件发生后被敌人抓去牺牲了)。1946年2、3月间,在重庆办理恢复关系时,与苏惠谈及经常与“五叔”同到马坝的就是她,苏惠说这人现在延安,可以打电报去联系了解。

  1941年底前后,“五叔”同意,通过哥哥的关系,到韶关伪中央储蓄会河西办事处当雇员(即现在的临时工)。这时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这个灰色的金融机关收转文件和新华报,以及利用这个地方抄写、密写文件。因这里除哥哥之外,只有二、三个职工,晚上他们外出或早睡,比较隐蔽。初时我和容子青在这里,后组织调容子青去组织假家庭。假家庭的对象是老张同志(真姓严,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他虽不是直接与我联系,但他到过中储会我处,最后一次是在组织通知暂停组织活动后不久,似已知我将和谁一同走,没有说什么,主动给了我20元作旅费。容调走后不久,我要求复学。因当时组织曾动员一些有条件的同志回学校学习,说复学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作长期打算和适应当时学运的需要。初时“五叔”不同意,说放出去,红了收不返。后经要求,和郭巾英需要离开原来的岗位(韶师)而来接替,于是我到广东艺术院戏剧创作组学习了二个月。后来粤北第二次紧张(日寇进攻),学校和哥哥的单位疏散的地点不在一起,怕战争起来,断了经济来源,因而停学仍回哥哥住处,仍搞原来的工作。这时郭巾英也在那里,郭巾英韶师的同学许足成,是翁源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张尚琼的学生。许来找郭时,我才和他认识的。这时容子青也到翁源中学教书,张尚琼是翁源县党内负责人,公开职业以翁中教导主任为掩护。暑假他们来过,大家就认识了。郭、许、容以前和当时的联系人又都是“五叔”,所以大家很容易就熟悉起来。后来张尚琼接到组织通知调离翁源时,是许足成先帮他把行李(一个皮箱)带下来,放在我那里,然后张才悄悄的离开。
   张尚琼第一次来中储会是来找郭巾英她们的。以前张曾回忆说第一次到中储会见到我时的印象,我问了他找谁之后,说了声“还没有到,请坐。”就拿起一张报纸独自坐一边看去了。后来由于她们的介绍认识了。记得林名勳(去世前任华师大党委书记)也曾到中储会找他们,因林也是翁中毕业生,和郭巾英等又是韶师的同学。张那次来后不久,容也从翁源来韶关。容来后,我和张尚琼接触较多。当时容曾和他谈起翁源那里几个学校联合开运动会的情况时,张好像很关切。过后我问容,为什么他对运动会这样紧张?容说当时运动会是党领导的一中、二中和反动派把持的南甫中学的运动竞赛,竞赛的胜利,都与学校在社会上的威信有关,这也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当时的感觉,容表示张工作有些经验办法。容无意中对张的这个看法对我和他的结合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对张的这个看法,也影响了我后来对他的一些做法的看法,认为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是一种策略的运用。那时张的一些生活、工作情况多从容的言谈中了解到。而我和容自从随战服团出发,生活、工作经常在一起,就是后来离开战服团,也常有聚会和短期相聚的机会。除了党的组织关系,使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的同志关系外,还由于大家的志趣相投,喜欢读点文艺刊物,在韶关时期,晚上非磨到12点以后不睡,平时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也往往有点自以为超俗的共同观点。因此在当时的一群同志中,我们两人关系又比较密切,常同出同入。在韶关时,有人称我们为“孖公仔”。由于当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因此她对张尚琼的一些看法,无意中谈及,对我是起作用和受影响的。同时由于从她和“五叔”等了解到张尚琼是党内的同志,且是翁源的负责同志,认为政治上当然是可靠的。在这个前提下,加之当时形势的造成(要离开韶关),因此促成我们较快地结合。但我对个人问题并没有轻率。如对郑瑞祺,我们的感情建立了不短时间,直到他病逝,我们还是保持同志关系。其他一些对我表示好感的人,由于不是党内同志,这个先决条件不具备,就根本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当时和“五叔”见面时,曾将此情况向他汇报,他似已从郭巾英等那里知道了我的情况,他表示知道张尚琼是翁源方面的负责人。最后一次见到“五叔”时,他通知目前形势恶劣,暂停组织活动,自找工作,保存自己,做好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对我和张尚琼一同走,则说两个人一同走,我们也可放心。
张尚琼那时被通知调离翁源之后,是在韶关等待与他的上级联系。取得联系后,他的领导人黄松坚(当时称作“家长”,解放初任华南分局组织部长,文革时,在广西自治区人大)告诉他形势严重,暂停组织活动,也交给三勤任务,自找生活,说可以同流,不可合污。张告诉黄松坚决定去桂林,黄松坚指示张尚琼和邓楚白维持组织关系,邓和黄联系。张并告准备和我同去,黄松坚表示愿你们儿女成行的回来(即表示批准)。由于双方的负责人都同意我们的结合,因此当时我对张尚琼是完全信任的。

  在韶关时,张尚琼曾同许足成他们和我一同去找过古柏烈士的爱人曾昭慈(又名曾碧漪,与贺子珍、康克清关系密切)。她是张尚琼的亲姑丈曾昭秀(已牺牲,被诬陷为AB团,秘密套上麻包袋乱棍打死)的堂妹。曾昭慈当时和一基督教徒搞接生助产医院,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全国妇联等单位工作,。
当时与上级取得联系和同意去桂林后,便准备旅费。记得和张尚琼一同到一家理发店找他的同乡借钱,说由他家里归还。还和一个姓彭的同乡,似是在伪七战区工作的借钱作旅费。我也向哥哥要了点钱,加上老张同志给的20元(或200元记不清了)。于是十一月间便去桂林,我们比邓家恺(即楚白)夫妇先走几天。到达后租了个房子,也代他们在附近租一个。我们住在二楼,楼下有间房子是邓楚白的哥哥邓重行住。先是我们在这里住,不知当时是恰碰上,还是事前他们有联系,当时和以后有无问过此事,我现已记不清。不过在那儿他们没打招呼,初时我也不知道,因我不认识他。邓楚白到后,我们曾到他们住的地方,他们也来过我们住的地方。 到桂林后,张找过他中学时期的同学范流森,也找过他中大的一个同学(忘名),在伪省府门口遇见过他中大的另一个那时在伪省府社会工作处的姓邓的同学。但都没有办法介绍到职业。时间已过了不少,钱也用得差不多,还没有办法找到职业。这时曾向邓重行拿过钱,据说邓重行是负责党的经济工作的(做生意的,解放后在省商业部门,似初在粮食局,后是百货或文化用品公司经理)。

*          *          *          *
在广西隐蔽这几年,虽然停止组织活动,但和邓楚白等党内同志一直有联系。在灵川中学时,张尚琼还设法把该校办成翁中那样成为党的阵地。直到1944年中,邓楚白回广东游击区,因刘文丹临产,无法同行。后由于颠沛流离,住无定所才与邓失去联系。当时工作难找,生活很艰难难,应聘教师断断续续,有时被逼到卖菜为生,辣椒一夜烂掉,本钱都赔光。更悲惨的是,1944年底在一次转移中,突然遭抢劫,砰砰两枪声,随行的哥哥和妹妹同一瞬间倒在血泊中逝去。随即枪口抵住张尚琼胸前,已扣了扳机,仅因故障,才保住性命。1948年,一个弟弟在汕头被国民党打死。一连串残酷的打击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强忍悲痛继续沿革命道路前进。 1945年后他们到重庆找到了组织,在曾家岩由苏惠办理恢复了组织关系,利用民盟的报刊,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的虚伪腐败。期间多次聆听周总理的报告,因编辑工作需要,常出入曾家岩50号和党的其他机构。当国民党撕破和谈协议时,他们处于随时被捕的极危险处境。根据南方局的指示,1947年7月,张尚琼和刘文丹回广东准备进入粤北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忍痛把两个三岁的儿子,一个才三个月的女儿放到汕头妈妈家寄养。 到香港后,与南方局苏慧、李嘉人两同志接上关系。张尚琼进入游击区,任五岭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同时先后兼任始曲工委、粤赣工委委员)、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总队政治部副主任、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接任陈中夫职)等,配合南下大军为广东解放奋战。1949年9月任广东北江临时人民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兼南雄县委书记、县长。组织指示,刘文丹留香港培侨任教员和小学部教导主任,党内任组长、支委、支书,为游击区输送人才、药品、物质等。1948年被评为荣誉教师获奖金戒指一枚。1950年10月调回内地工作,受到叶剑英亲自到火车站欢迎。

结语

   本文依据刘文丹的手稿,记录了本人在十二集前后党内活动的史实,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从1937年到1949年,刘文丹奉献了16岁到28岁的青春年华 ,从一位单纯的归侨少女,锤炼成饱经风霜的战士。从一开始,党组织对这位年轻的归侨,就给予充分的信任。虽然工作平凡,但12年里的每一足迹都紧跟着党组织,一言一行都忠实于党的事业,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为解放全中国尽了一位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以后的历次运动,虽遭受更大的打击,刘文丹始终保持着真正共产党员的风骨。 妈妈,我们永远敬重您,永远怀念您!

2020-01-26——2-13初稿、3-28修改、3-30 定稿

                         资料来源于刘文丹的手稿(4孔活页纸及其他)
                                   整理:女儿张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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