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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的父亲与农工党人 陈子星 在我敬爱的父亲诞辰100周年的2017年，我才突然醒悟，要对父亲的一生做个深入了解。父亲十来岁参加革命，可惜1971年英年早逝，那年我只有14岁。带着对父亲的思念、对父亲革命一生的好奇，我开始寻找他的足迹…… 打开电脑上网，输入父亲的名字——陈中夫，一篇篇相关文章跳了出来，有地方党史办写的、有报刊杂志刊登的、有父亲战友的回忆录。其中一篇署名史兵的文章《广东抗战史的重要篇章——曾庆榴教授谈共产党人在广东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日的若干情况》吸引了我的极大关注：我的父亲居然在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工作过两年？！这是什么情况？按捺不住要一探究竟的心情，拨打了省委党校副校长曾庆榴教授的电话，并约好上门请教。 曾教授告诉我：“抗日战争的前期和中期（主要在1938至1942年间）在余汉谋将军所率的部队中，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主要指农工民主党）及无党派人士曾经有过一段共事合作。这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各抗日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力图突破障碍，打通渠道，谋求抗日合作的一种表现。” 我的父亲能参与到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农工民主党人的鼎立支持分不开。 一、为什么要进国民党部队 1938年6月，父亲从延安回到广州从事青年运动，曾任广州青年群社地下党支部书记，“抗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委员。10月，广州沦陷，他与800多名“抗先”队员一起撤离广州，徒步行军至粤北翁源、韶关一带，在农村乡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当年广州守军将领余汉谋（十二集团军司令长官）因弃守败退粤北而备受各方责难，其第四路军被缩编为第十二集团军。为洗刷作战不力的耻辱，余决心厉行整军，组建政工总队，举办政工干部训练班，以期通过加强政治工作的途径而振兴他所率的部队。中共广东省委这时的一份报告说：余此时“欲埋头苦干，用比较进步办法复兴十二集团军”。余氏会见了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请云给他输送一些“有能力”之人才，以“帮助他整顿军队，训练干部”。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广东省委于是决定“大量帮助之”。 1939年2月底，父亲接到广东省委青年部指示，带队前去报考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正在招募的政工队员。当时的笔试题目是：《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的关系》，这对于广大党员和进步青年而言实在是太简单了。最后有200多名党员，600多名进步青年（主要是“抗先”队员、锋社等剧团的成员及港澳回乡服务团团员）考入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省委派共产党员廖锦涛、陈中夫、陈长源三人组成政工总队地下党工委，廖任书记，二陈任委员。 二、谁在帮助共产党人进入 余汉谋有自己的广东军，不想被蒋介石吞并和制约，他要组建自己的政工队以鼓舞军队士气，可是筹备这项工作的人选，曾费尽心思。当时八路军在华北作战，重创日寇，捷报频传，人心振奋。人们评论八路军节节胜利，就因为军队政治工作做得最好。于是有人向余建议请共产党派人来广东开办政工总队，但余心存疑惧：一怕共产党夺去他的部队，二来估计蒋介石一定不允许。因此想在国共之外找民主党派人士来帮助筹办这项工作。 当时，李煦寰（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余汉谋的亲信）特别属意于“第三党”人（即农工民主党，当时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李早年很崇拜邓演达。邓在北伐军做过总政治部主任，威信很高，政治工作搞得很出色。广东人在邓的总政治部内及北伐军各部队工作的人很多，后来邓创立“农工党”，不少人跟邓加入该党。李煦寰终于找到了农工党重要干部、广东党务负责人之一陈卓凡，陈是广东澄海县人，与邓演达有较深的关系。陈卓凡当时认为要搞好抗战工作，必须学习共产党的办法，研究共产党的游击战术，灌输抗日革命理论，学习延安的一些做法。陈卓凡通过黄琪翔（农工党主要领导人）征询了周恩来的意见后，应邀来到了粤北，出任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主任秘书（郭翘然1939年11月继陈之后出任主任秘书）。并将王鼎新、吴华胥、许美勋等引至十二集团军工作。这时应邀到十二集团军工作的还有农工党干部张育康、梁劲夫以及廖辅叔、秦元邦、林楚君等人士。由陈卓凡总管政治教育，张育康任政工总队训育室总干事，郭冠杰、吴华胥、梁劲夫、秦元邦、廖辅叔、林楚君等任政训班教官。 李煦寰等能以比较开明的态度对待来自各方面的人才，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由王鼎新主讲《国际形势》、吴华胥主讲《群众运动》、林楚君主讲《军队政治工作》、秦元邦主讲《三民主义》等等。他们努力刷新政治教育的内容，想方设法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及实际问题。讲授军队政治工作时，着重是研究和学习北伐军、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还将“抗大”的教材（罗瑞卿编《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搬进了课堂。中共党员、特别区队指导员李见心曾到延安学习，他大力宣传“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因此被写到政训班的墙壁上。 邓演达、李煦寰与农工党总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是黄埔陆军小学的同学；李煦寰、郭冠杰还一同赴法国留学。出于对邓演达的崇敬，并由于与农工党干部在历史上有诸多的交往，为増强抗日力量，李煦寰等吸纳了不少农工党的干部到部队中工作。如：李振（186师师长）、李洁之（广东省会警察局长、四战区兵站总监）、李振球（65军军长）、梁世骥（154师师长）、曾友仁（158师师长）、莫希德（151师师长）、黄涛（157师师长）、赵一肩（十二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等，均是邓演达的好友故旧或门生僚属。这些人支持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主张，对下派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身份的政工队员多给予关照，特别是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政工队员们的刁难和盘查，善意帮助和掩护，使得政工队员们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些什么 1939年3月，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训练班在翁源县香泉水开学。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一时人才济济，大批国民党、共产党、农工党的成员及无党派人士聚集于此。这个政训班称得上是一所由多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合作举办的抗日干部学校。也被人成为“小延安”。 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800多名政工队员，平均年龄二十一、二岁在训练班里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尊师守纪。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当时的条件还是相当艰苦的，蒋介石方面不承认这支政工总队，没有编制也不发经费，余汉谋只能自筹经费。学员不能取得军衔、军阶，因此他们很特殊，既不是官，又不是兵；穿的是军官服，生活待遇却是个兵；但又比兵高一些，所以当时有人称他们为“政工兵”。每人两套粗布军服，一张蚊帐，一张棉毡，一块油布，一块包袱布，一顶竹帽，男女队员一律穿草鞋、穿短裤、打绑腿。女学员把头发剪短，戴上军帽，外表上和男学员无大区别。每天三顿饭，每个星期发一元钱零用。他们用竹子和茅草搭建课室和宿舍。在当时的香泉水，虽有反共顽固分子的干扰，但总的来说惠风和畅，一派生机，见证了各抗日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的一场亲密共事和团结合作。 香泉水政训班共办了8个月。结业后，大多数队员被分别派往十二集团军所属部队从事政治工作。这一支在团结抗战和新型政治工作的新风之中、由多党和非党成员合作培育出来的抗日政治工作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深入抗日部队的基层，宣讲抗日形势，与官兵广交朋友，帮助部队活跃文化生活、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从而有效地稳定了部队，鼓舞了士气，振作了官兵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在1939年末和1940年夏的两次粤北会战中，各部队的政工队员纷纷走上第一线，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或在阵地上鼓舞士气，或协助长官指挥作战，或组织群众搬运弹药、抢教伤员。战事结束后，又参与清理战场、调查伤亡、慰问部队等善后工作。中共党员、157师政工队员陈兆佳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英勇牺牲。在抗战中牺牲的政工队员有黎景尹（中共党员）、洪佩兰（中共党员）、吕觉觉、戴卉青、黄达民、汪风英、曹建国、李会文等。中共党员、152师政工队员、后任该师454团第七连指导员的姜渭康，在一次狙击战中炸伤了三名日军，完成了掩护部队撤出阵地的任务，自己负了重伤。当年政工总队的《队报》发表了《敬礼！姜渭康同志》一文，记述他英勇抗日的事迹。当时受到表扬的共产党员还有伍兆辉、陈学勤、许暄广等。所以，在回顾粤北会战的历史时，农工党干部、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主任秘书郭翘然说“当时粤北的两次胜利，确是同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800多名青年下到连队宣传民族大义、坚持抗战、振奋军心的活动分不开的。 对于这段历史，后来找到的父亲1953年写的自传中也有描述： “一九三九年春，广东党在“稳定前线、巩固后方，争取华南二十万大军”的口号下，动员了数百党员（与我发生过关系的也有二百多人）参加余汉谋的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训练，当时我被党派为该总队抗先队（共有六百多人）的总负责人和参加领导二百多人的党委，当时组织上叫我做公开工作，但因党内无人负责，故叫我也参加党委，党委是三人组成的，书记廖锦涛同志（已牺牲），组织是陈长源同志，我为宣传。后廖去香港，书记即由我负责，陈副之。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基本上还是青年工作，要我们团结政工总队受训的八百多青年。 该政工队设在广东翁源县香泉水，是第三党（即现农工民主党）人（如郭翘然、秦元邦，张育康、王鼎新等）掌握的，训练内容都是一些救亡理论和救亡技术。材料多是我党同志负责写的一些小册子（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陈伯达的三民主义概论等），训练的方式方法都是和陕公、抗大一样，直接接触群众，在各中队任指导员的多是我们的同志，故可以说该队实际上是由我党掌握的。 十一月派出工作，我被派到该集团军一五一师做政工队员。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群众宣传工作，如演剧、唱歌、写标语等；在战地做抚慰工作，如掩埋尸体（都是当地被日寇杀死的民众）、施粥并发放救济粮等。” 对于政工队员的成绩，十二集团军的官兵曾给予过充分的肯定和赞扬。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说：余汉谋“甚至表示只要这些政工队员愿带兵，愿给他们当连、排长，作下级军事干部，以加强其下级基干。”余汉谋、李煦寰曾于1940年初为中共党员廖锦涛、李信、张钊出具了两份“证书”称赞廖、李、张率领来自澳门的队员“加入本集团军担任政治工作，自去年三月以来均能实干苦干，努力负责，殊堪嘉许。”1939年秋，“白崇禧曾从广西来此（粤北）视察，对余汉谋培训抗日干部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评价。 由于在粤北的两次对日作战中显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余汉谋、李煦寰决定扩大政工总队，于1940年秋又招收了数百名青年，在始兴县东湖坪再办政工人员补训班，由王鼎新任班主任，郭冠杰、林楚君、梁劲夫等任政治教官，中共党员陈中夫、陈念华、黄芯秋、邝清辉、洪文亮、周逊、梁绮、刘天行等参与补训班的工作。我父亲时任东湖坪补训班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这时到东湖坪参加集训的，有农工党梅日新所带领的186师政工队的20名队员。于是，东湖坪又聚集了许多各抗日党派的成员和非党人士。 四、离开十二集团军 1941年1月1日，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农工党干部郭翘然出任政治部少将组长，在政治部工作的有农工党成员张奠川、梁劲夫，中共党员曾劲夫、廖锦涛、汪绥柞、何小静等。 然而，不久（1941年初）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在粤北也掀起了反共逆流，于1941年夏先后逮捕了廖锦涛、何小静、王珠，并将他们迫害致死或杀害。中共党员和农工党成员，遂被迫相继撤离（有的人坚持了下来）当中共党员、农工党成员遭到迫害时，军队中有民族正义感的人士，包括一些上层人士尽力对他们作了保护或掩护，使他们得以平安转移。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父亲接到广东省委青年委员陈能兴的通知，说他已上国民党黑名单，要赶紧撤离。父亲找了个借口到总队部请假，说母亲去世，要回广西奔丧。好在总队部有农工党员暗中保护，很快批假给父亲，让他能安然离开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 五、结语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用曾庆榴教授的话来说：“抗日时期国民党、共产党、农工党成员和非党人士在余汉谋部队的合作，是抗战史上较为罕见的现象。虽然当中有曲折，发生了反共逆流，但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去看，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当时各抗日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努力谋求抗日合作，想方设法打通合作渠道的活动，是有益于抗战，并有益于历史的发展进步的；他们积极、主动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英勇抗日的精神，是值得纪念和发扬光大的。” 我作为一名农工党员，为父亲曾有的这段与农工党员一起投身抗战的经历感到骄傲与自豪。借用习主席说过的一段话：“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书写更加灿烂明天。” 参考文献： 1.丘一中《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的创办和独九旅政工大队情况点滴》广州文史资料2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2.曾庆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在余汉谋部的合作》（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5期2006年5月） 3.集体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广东党史资料第14辑 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陈中夫之女陈子星，高级统计师，现年63岁。1994年加入农工民主党，现任农工党佛山市中医院退休支部主委。 2021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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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29 09: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