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历
按：本文写于去年8月，从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分析了中国独特的义理逻辑和义理行业，这个逻辑适合解释李兰娟落选国家荣誉，同样也可以解释随后以阿里为首的互联网平台被整治，然后联想被声讨。此文不仅帮助你透彻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更帮助你理解中国的当下，以及眼下正在发生的市场环境和市场逻辑的大变革。
一
对很多人而言，“中国历史悠久”，“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国有5000年历史”，“中国是人类历史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此类的表述似乎不过是空洞的口号，人们只知中国历史悠久，但却不知中国的历史何以悠久，不知这些悠久的历史有当下有何关系。
更有甚者，一些人受西方之蛊惑，受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范式的现代学术之蛊惑，认为悠久的中国历史反而是现代中国之巨大负担，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实现经济的崛起，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崛起的同时又成功保持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控制，让其不能践踏道义，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而是接受道义的制约，服从服务于人民利益，而避免出现西方式的唯经济主义、资本主义，有经济而无道义，有经济而无人民，其根本原因就在对历史悠久的、独特而优秀的中国文化要素的继承和发展。
今日之中国的形成，固然有对西方因素的引入和借鉴，但是更有对历史悠久的中国因素的继承，而起决定作用的内因则是中国因素，西方因素只是辅助作用的外因。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方式实质就是晚清人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
观察现代之中国，一定学会识别和区分“学术线”和“实践线”。学术线是西化的，是西方因素，其范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建立，一直持续至当下，而且改革开放后又出现新一波的强化，以美国为标杆。实践线则是以中国实际为基础，为本位，代表着中国文化，传承着中国历史，是中国因素。因此，学术线和实践线之间就存在激烈的冲突。学术线处于表层，名气很大，实践线处于底层，默默无闻，忍辱负重。
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在学术线上彻底否定了中国因素，不仅废止读经，还要打倒孔家店，否定了四书五经，否定中国传统学术系统，事实上否定了中国的一切。然后，肯定西方的一切。概而言之，崇洋媚外是学术线的基因。
然而，悠久、优秀、强大的中国文化因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可能因为学术线上的否定而立马消失，恰恰相反，依然健壮完好地存在，只不过不是存在于学术线中，不是存在于学术系统中，而是存在实践线中，存在于实践系统中。
也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存在两条线，一条是学术线，一条是实践线。辛亥革命以来，学术线中断了，但是实践线依然存在。
要了解中国文化，就不可不知文化传承的学术线和实践线，除了通过学术线去学习，更应该通过实践线去学习。要了解中国，就不可不知中国社会是由学术界和实践界两个层面所构成，看到学术界，更应该看到实践界。决定中国文化的，不是学术线，而是实践线；决定中国社会的，不是学术界，而是实践界。
如果把学术线当成今日中国文化之全部，而轻视甚至忽略实践线，所看到的将是一个虚假、虚构、虚幻的中国文化；如果把学术界当成中国之全部，而轻视和忽略实践界，所看到的将是一个虚假、虚构、虚幻的中国。
遗憾的是，当今的人们，无论中国之外，还是中国之内，在研判中国文化时，在研判中国时，即便不是全部通过学术线、学术界，也是以学术线、学术界为基础的，因此，目前所存在的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主流认知，都是虚假、虚构、虚化的。真实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存在于实践线和实践界中。学术线虚浮而功利，漂浮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表层，实践线则厚重而道义，沉淀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底层。
中国文化传承的基石在实践，而是深入到社会基础、底层的实践。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要义所在。学术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改变，而实践则拒斥外来影响，而保持恒定和连续。中国因素正是通过实践，自文明伊始的伏羲时代至今，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实践又包括三个层面：家庭生活层面，尤其是家庭教育；经济实践层面；政治实践层面。按重要程度，三者的排序是：政治层面、家庭层面、经济层面。中国文化的传承，主要是通过政治层面和家庭层面，尤其是政治层面。政治代表国家，因此，一般所说的“家国情怀”就是通过政治和家庭层面的实践而传承。
政治实践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传承方式，在政治领域，中国文化被传承的最好。实际上，支撑今日中国政治模式的最核心理念，都是来自对历史的继承。当然其中也有西方因素，包括资本主义因素和马克思主义因素，当然以马克思主义因素为主。但是，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关系是“体用”关系：中国因素是体，西方因素是用。
所以，当今中国的政治形态，乃至整体的社会形态，是“中体西用”的。辛亥之后，晚清人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发展模式，被一心要全盘西化的学术线、学术界所否定，但是实践中却被采用，尤其是被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共产党所采用。事实上，“中体西用”是中国实践的必由之路、必然选择，与晚清人是否这么提无关，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组织和改变的。
在中国的古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中，要数“不与民争业”，最为重要，最为核心。正是这一理念，铸造了中国独特而卓越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同时，这一理念异乎寻常的坚固、坚定，从尧舜时代至 当下，一直支撑着中国的制度内核，让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保持连续任由朝代变换、时代变换。
最近在对抗疫功勋人物进行国家表彰中，李兰娟意外落选。实际上她的贡献与当选的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等四人不分伯仲。其真正的原因就是，这条古老的原则在发挥作用。尽管李兰娟此次抗议功勋卓著，但是很遗憾，她因为参与一家私立医院的创立，而触碰了“不与民争业”原则。
二
从文献上看，最早对“不与民争业”这一原则进行记录和说明的，是董仲舒呈给汉武帝《天人三策》，班固所著《汉书 董仲舒传》进行了完整的收录。
到汉武帝继位之时，尽管西汉已经建国60年，但是，依然没有形成稳定的治理模式、制度模式。西汉初期，出于对秦朝繁苛的法家专制的反动，“崇尚黄老”，奉行无为而治，实行了西汉特色的分封制，中央政府对地方，对百姓的生产生活不加干涉。尽管这一举措催生了后来的“文景之治”，但是也导致了地方封国的逐渐坐大，蔑视中央，最后在汉景帝时期出现“七国之乱”。
汉武帝是汉景帝的儿子，他上任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打造一个可以让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的治理模式，此前无为而治的“黄老术”被证明是错误的。为此他向社会贤达、民间饱学广泛征求意见，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是所涌现出的佼佼者。作为对汉武帝问题的三次对答，“天人三策”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经典。
汉武帝英明地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从而建立了一套成型而稳定的治理模式。这套模式及其有生命力，超越朝代更迭，而一直存在至辛亥革命，历史跨度长达2000多年。
通过历史教材，现代中国人都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就是《天人三策》中的最核心观点。很遗憾，那些写历史教材的人，乃至现在整个历史学届，甚至整个学术界，都已经没有能力去真正认知和理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而是无知地、错误地将其解读成“思想专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独尊”一词，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所出现的说法，目的是彰显这一举措的“专制性”。当然将这一事件解读成“思想专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新发明”。其发明人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年轻“思想家”易白沙，来自一篇《新青年》中的文章《孔子平议》。
进一步追溯可以发现，这个“新发明”的源头并不在中国，而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甲午海战惨败给日本之后，中国反而兴起一股盲目的对日本的崇拜，形成一股对日本的留学热。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包括易白沙，其实都是年轻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将日本的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儒家和孔子，并且崇拜西方的的思想搬运到中国，形成所谓的“新文化”。
这个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自己的说法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更完整的话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所说的“六艺之科”，实际上是后来所说的《五经》，“孔子之术”就是儒家。董仲舒还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就意味着他认为，《五经》、儒家的核心就是“《春秋》大一统”。这个“《春秋》大一统”实际上就是 “《春秋》大义”，也是儒家的“义理”和“心性”。
现代人一提“大一统”、“统一”，立马想到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想到的是秦始皇式的以武力为基础的专制式统一，甚至认为，中国的“大一统”、“统一”是由秦始皇所开创。事实上，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不仅与秦始皇无关，甚至还是反秦始皇、反法家的。这种统一是基于义理、心性的，是义理的、心性的统一，是儒家式的统一，也是中国固有的统一。
在《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董仲舒对“大一统”的内涵有一个具体的阐述：“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通过天子、皇帝的“正心”，来领导和感化天下人的正心，从而实现一个和平而美好的天下秩序。其实就是《大学》的白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此，在儒家中，“义理”、“心性”、“统一”三者是三位一体的，是同一个东西，说其中一个，是同时包含其他两个的。说义理时，包含着心性和统一；说心性时，包含着义理和统一；说统一时，包含着义理和心性。有人批评儒家是空谈心性、空谈义理，这是肤浅和无知。
以《五经》为基本教材的儒家，与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家有本质不同，他们不是新思想的“发明者”、主张者，而是对春秋之前的历史和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包括三代以及三代之前。《五经》是三代及三代之前的历史记录。唯有儒家是建立在《五经》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春秋之前的历史之上，其他任何各家，则都缺乏历史基础，而有强烈的“思想发明”特征。
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就是将中国固有的义理、心性传统重新拉回到治理模式的中心，让社会秩序的基石重新建立在义理和心性的基石之上。因此，这不是什么思想专制，而是一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自春秋以来，三代的礼乐文化在突然兴起的法家文化的冲击下，崩溃了、中断了，直至董仲舒、汉武帝时期，才重新接续。
所谓的“正心”，就是按每个人所天生的、本有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去判断和选择，那么每个人的行为就自然是合乎义理的，从而整个社会也会自然出现义理式、道义式的良好秩序，即“王道”。心是每个人的功能化、虚拟化的思维器官、思考器官，而义理则是这一器官的固有属性，也是内在的原则和标准，支撑人的思考和判断、选择活动。这就是后来宋明理学所总结的“心即理”、“性即理”。
心性、义理，都是指的思考功能本身，但是人的行为，和社会的表现，则是通过具体的思考活动的结果来呈现。尽管人的行为和社会的表现都是人心思考的结果，都是每一个人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但是，思考的结果和思考本身有着本质区别，这个就是“心物之辩”、“义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
理解这四大辩题，是正确理解义理、心性的关键，也是理解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关键。其实，这四个辩题说的也是同一回事，只是侧面不同。心就是义（理），就是道，就是体；物就是利，就是器，就是用。
这样，心物、义利、道器、体用之间，就存在一个很微妙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心物一体、义利一体、道器一体、体用一体。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根本、主次关系，即体用关系：心是体，物是用；义是体，利是用；道是体，器是用。
这样在义利之辩中，就以义为本、为体，以利为末、为用。在心物之辩中，以心为本、为体，以物为末、为用。
一个人的成熟就是心性的成熟，即清楚自己内在的心性属性，明白义利之辩、心物之辩的道理，能够独立地进行思考，做出合乎内心、合乎义理判断和选择，从而其行为也是合理的、有礼的，这个整个社会就会实现合理、有礼的秩序。
因此，一个成熟的人，就是心性的成熟；心性的成熟，就是思考能力的成熟；思考能力的成熟，就是明白义理。心性的成熟、思考能力的成熟、明白义理，在传统上叫做“德”、“成德”。一个有德之人，才是真正的人，也都是“君子”、“大人”。
一个人，如何才能够成德，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大人？即如何才能实现心性的成熟、思考能力的成熟，如何才能让义理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准？答案就是学习。因此《论语》开篇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礼记》中有一篇叫《大学》，北宋时被尊为“四书五经”之首。南宋时出现的《三字经》中也说“人不学，不知义”。
这样，按照义理水平的高低，也是心性能力的高低，思考能力的高低，道德水平的高低，将所有的人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或大人和小人。这就是《论语》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独立的义理概念、心性概念，自中国文明伊始就存在了。独立的义理概念、心性概念也是中国文明和核心和出现标志。具体时间就是产生易经的伏羲时代，易经的核心也在义理和心性，只是具体说法不一样。《周易》卦辞中的“贞吉”、“贞凶”的“贞”，其实就是义理和心性。这也意味着，存在君子小人的区分，在中国文明伊始就存在了。
从个人层面，义理就是心性之属性，就是独立的思考能力。从社会层面，义理就是共识，而是就最大化的共识。俗话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理”就是天下人都认同的共识，也是在全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
既然君子是义理水平很高的人，也就是按共识做事的人，很容易与达成共识。而小人是义理水平很低的人，他们的思维往往执着于外物，执着于利益，即“小人喻于利”，这样就不容易达成共识，而出现分歧、纠纷、纷争。
那么在小人之间出现纠纷的时候，该怎么解决？答案是：请君子、大人来评理。“评理模式”就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石和内核，从古至今一直如此。
三
但是，按评理方式的不同，整个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三个治理范式、制度范式，目前正处于第四范式的形成之中。
第一个治理范式是三皇五帝时期的“契约范式”。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其中的“结绳”和“书契”都是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是打着绳结的绳子，书契则是刻有契齿文的小木片。那时没有政府，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和协作都是靠契约来进行，即靠结绳和书契，甚至包括日期约定。这样三皇五帝时代实际上就是一个“结绳时代”、“契约时代”。
在三皇五帝时代，中国尚没有政府存在，作为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和书契的签订和执行，都是靠契约双方或多方之间的直接信任、诚信。双方基于诚意，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然后形成真正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契约条款。
当契约双方出现分歧和纠纷时，就需要找德高望重的“大人”来评理。大人为分歧的双方进行评理，完全是自愿的、义务的，他们以此为乐，他们享受这种“义理之乐”、“心性之乐”。这样“大人”就是一个没有正式职业化的专业群体，专业地为人民提供评理服务。他们完全基于义理，而不参与待评理双方的经济事务，没有任何利益瓜葛，对两者进行评判、教育和说服。
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化的知识群体，也是最早的政治家群体，而且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综合农业、陶器等考古资料，伏羲时代的起始年代可以追溯至18000年前。
漫长的三皇五帝时代，没有政治，但是存在良好的秩序，通过“结绳而治”来实现，即“契约而治”来实现。在“结绳而治”、“契约而治”的治理模式中，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君子”发挥着关键作用，承担社会治理职责的，就是他们。
第二个治理范式是三代时期的礼乐范式。
三皇五帝时期，尚没有政府，社会治理靠以结绳、书契为形态的契约来实现，是结绳而治、契约而治。
在五帝时代的末期，即唐虞、尧舜时期，政府开始在中国正式出现。当大禹将天子之位传给其儿子启时，稳定的政府、政治形态开始出现，即“礼乐范式”开始出现，中国进入夏商周三代时期。
“礼乐范式”实际上是契约范式与多神教相融合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将多神教契约化。多神教起源于西亚，最早可以追溯至11500年前。多神教以具象化的神像、神庙，以及祭祀仪式，来支撑人们的心灵，和支撑社会秩序。同时，多神教中还出现转化化和职业化的祭司群体，通常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牺牲，譬如男性祭祀要割掉生殖器，作为祭品敬献给神灵。这些失去生殖器的男祭祀就职业化地生活在神庙，他们的生活则
通过考古资料可知，西亚的多神教以中亚游牧民族为中介，自西，自北，朝东，朝南，大约在4500年前传到中国中原地区。在考古学上，这是龙山文化的开端；在传统文献中，则是五帝时代的开端。黄帝战蚩尤中，黄帝代表的是中国固有的契约文化，蚩尤则代表多神教文化。黄帝和蚩尤的冲突实际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冲突、文化冲突。
黄帝战胜蚩尤，只是武力上战胜外来蛮夷的入侵，但是，传入中国的多神教文化（九黎文化）则依然存在。对多神教的同化，即契约化、中国化，直至颛顼时代才最终完成，就是史书所载的“绝地天通”。颛顼时代在尧舜时代之前，属于五帝时代晚期。
事实上，“绝地天通”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宗教改革，从多神教中催生出一神教。作为“绝地天通”的结果，三代时期的“上帝教”也成为人类一神教的始祖。大约1000年之后，作为西方一神教始祖的犹太教方才出现，而且显然是受到中国上帝教西传的结果。
三代的“上帝教”，并非严格意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崭新的治理方式，即“礼乐范式”的治理方式，只是吸收了多神教的某些要素。尽管上帝教中（礼乐）中，有中国固有的契约因素，也有自西方而来的多神教因素，但是，却是“中体西用”：中国因素是“体”，是根本，而西方因素则是“用”，是末节。
在“礼乐范式”中，其基石依然是来自契约时代的契约因素，但是也从多神教中引入了两大要素。第一大要素就是治理人员的职业化，第二大要素是用系统化的礼仪、仪式，尤其是祭祀仪式，来作为教化、行政手段，“礼乐”就是对这一特征的表述。
在三皇五帝的契约时代，尽管作为契约中介的大人、君子群体已经相当程度上专业化了，专业性地通过“评理”来承担社会治理的职能，但是，他们并没有职业化。他们的“评理”完全是义务的，他们的收入依然来自他们产业经营，来自他们的直接劳动，当然主要是农业。
正是因为大人、君子是非职业化的，没有正规而系统的组织起来，因此在三皇五帝时代，尽管有秩序，但是并没有政府。对中国历史而言，政府的出现，其实就是大人、君子群体的职业化、组织化。大人、君子群体为中国所固有，但是职业化、组织化却是受多神教的影响。
职业化就是解决其收入问题，为其提供稳定的收入，让其专职、专业地为社会提供“评理”服务，专职、专业地从事社会治理活动，承担社会治理任务。
在多神教中，其部分祭祀是职业化的，他们的收入完全来自神庙。神庙实际上多神教文明的中心，多神教社会实际也就是神庙制社会。一个神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相当于一个独立的部落，一个独立的国家。
依据神学原理，整个神庙部落，以神庙为中心，被严格地组织起来。他们认为，神庙中的神像就是神本身，是本神庙部落的主宰和保护者。而本神庙部落的所有人，即本神庙辖区的所有人，都是该神的子民和奴仆。本神庙辖区内的所有资产，包括土地，都是神的财产。因此，所有人的劳动都是在为神工作，为神打工。从而，所有人的产出在理论上也就归神所拥有，归神庙所拥有，这样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式的经济模式。
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这种神庙经济、神庙模式，为多神教文明所独有，并非人类原始社会的一般模式。在神庙社会，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是由神庙统一规划的。神庙的管理者就是祭祀，他们也是神的仆人，替神工作。只是不同的是，神庙中的祭祀，是专业、专职为神工作的，脱离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劳动。因此，多神教的祭祀是人类历史最早的职业化的专业知识群体，但并未最早的专业知识群体，中国的大人、君子群体更早，但是却不是职业化的。
四
大人、君子的职业化，就需要一种崭新的分配模式，社会其他群体稳定地将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职业化的大人群体，就是现在所说的税收。税收是政府的伴生物，是支撑政府存在的经济基础。在多神教中，尽管神庙的收入相当于税收，但在原理上却不是。因为在神学原理上，土地的主人是神，所有的人都是为神而工作，所有的产出也都归神所有。这样以来，神庙的收入不仅税收，反倒是神庙社会中人们的收入也是神灵所赐予。
因此，尽管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的确是受到多神教的影响，但是，唯有中国的政府可以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政府，有宗教因素，但是其地位是边缘性的、形式性的。现代以前西方的政府都更多地是宗教组织，是神庙或神庙的后代。现代西方摆脱了宗教，出现所谓的世俗化政府，但是，依然不得其要，有政府之形，而无政府之实。
当失去神学支撑时，税收的存在只能依靠两点，一是暴力强制，二是义理性的、道义性的认同。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义理、心性，并由此发展出契约式的治理模式。三代之前，契约社会已经存在了至少6000年，因此，暴力专制在中国行不通，必然会遭遇激烈的反抗。因此，靠暴力征税，来支撑政府，不可能发生。同时，政府的成员是大人、君子，他们也会坚决反对暴力专制。所以，只能靠义理认同、道义认同。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不与民争业”的基本原则出现了。政府征收税收，为政府官员提供收入，而由过去的君子、大人所组成的政府官员，则是专业、专职地为社会提供义理服务、道义服务，维护整个社会的义理性、道义性。一方面，对社会进行教育、教化，提升社会成员的义理水平、道德水平；另一方面，对严重违背义理、道义的行为，进行惩罚和征服，包括对外来的蛮夷侵略，以及内部豪强集团对百姓的欺凌。
“不与民争业”的含义是，一旦成为政府官员，就禁止在从事任何的产业经营，其收入只能来自俸禄，而俸禄则来自税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经济经营的权力仅仅属于“民”，官员的则被剥夺了。换句话说，一旦你选择了做官，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自己的经济经营的权力。
“不与民争业”意在维护政府的专业性，也是保障对人民的公平性。政府稳定性征税，目的是在维持专业性、职业性的大人、君子团体，专业、专职地为人民提供义理服务，从而以义理、心性为基础，对社会进行治理，形成和维护一个基于义理和心性的社会秩序。
事实上，即便如此，在整个三代时期，征税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民众的质疑，甚至反对。《诗经魏风》的7首诗整体上都是说服民众税收的合理性，对绝对反对征收进行讽刺和批评。其中最知名的有《硕鼠》和《伐檀》。
《硕鼠》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伐檀》说：“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zhān）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批评政府的高税收。这完全搞反了，不是在批评政府，恰恰是在批评魏国的人民、民风，他们不理解政府存在的意义，认为征税就是白吃白拿，毫无道理。
这种对征税的反对，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在孟子时，诸子百家中有一家叫“农家”，他们的主张与诗经中的魏国人民相同，认为任何人的食物，应该来自他们的直接农业劳动。他们认为，政府征税，与强盗无异，是对农民的剥夺。
为反对农家这种错误的无政府主义，为政府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孟子最早提出专业分工理论。孟子认为，政府的职能“治国”是一个独立的专业性的行业，与制造陶器等工业是一个专业性行业是一样的。专业的陶人也不从事农业劳动，他们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易，用陶器从农民处换取粮食。既然陶人用陶器从农民处换取粮食不是对农民的剥夺，农民政府官员从农民处获取粮食更不是对农民的剥夺，因为“治国”是一个比制陶更重要的专业、行业。孟子将政治业看成一个独立的行业分工，其提供的服务就是“仁义”、“尚志”。“尚志”就是掌管“志”，帮助人们培养独立的志气、独立的心性。
需要指出的是，孟子是人类历史最早专门论述行业分工的人，不仅比现代被喻为经济学“创始人”的亚当斯密早2000年，而且更重要的是，孟子论述行业分工的目的是论证政治、政府是一个独立的行业，而亚当斯密却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没有意识到政治、政府也是一个独立的行业。
事实上，亚当斯密与孟子所批判的农家一样，是主张政府无用论、政府剥夺论的，也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因此主张什么“小政府”，“小政府”实为无政府。这种蛮夷化的思维一直影响到现在，即所谓的“自由主义”。美国上下之所以振振有词地妖魔化中国的政府，以及中国的国企，就在于此。
孟子不仅反对农家式的无政府主义，而且反对税率过轻。他说：“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尚书大传》卷四：“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 ；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貊、貉同，指北方蛮夷。孟子主张十分之一的税率是理想的（尧舜之道），轻于此是蛮夷，重于此是桀纣式暴君。
五
“不与民争业（利）”，是尧舜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尧舜之道的核心要素之一。事实上，以现在宪政思维看，“不与民争业（利）”是最重要的宪政原则：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分离，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建立一道清晰的界线。用现在的权力思维，“不与民争业（利）”实质就是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拆分、剥离，两者不可兼得。很遗憾的是，中国自古就懂的道理，自古就实现的制度，现代的西方依然没有明白，依然没有做到。
西方的宪政并没有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没有实现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谈宪政，是毫无意义的。以自诩政治制度最先进的美国而言，他们的总统、州长、议员本身都是大产业主，大资本家，在做官的同时，依然拥有和经营庞大的产业。最著名的有现任总统特朗普，以及前纽约市的市长布隆伯格。
最具讽刺和欺骗的就是布隆伯格，他也是彭博社的老板，此人做纽约市长期间，号称是义务的，每年只拿象征性的拿一美元薪金。但是另一方面，借助彭博社业务的发展，布隆伯格做了12年的纽约市长，其个人净资产却从 45亿美元攀升至330亿美元，翻了7倍多。
反观现在中国，尽管在学术上，在名义否定了自身的传统，但是在实践中，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依然良好地继承了践行了“不与民政争业”的基本原则，官员，包括一切的国家公职人员被禁止经商，甚至官员子女经商也被严格限制和监控。
尽管李兰娟在此次抗议中贡献卓越，与被授予国家荣誉的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不分伯仲。但是，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浙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权威专家和高层领导，甚至作为曾经的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不仅是国家公职人员，而是曾经是政府高级官员。但是她却违背古老而弥新的基本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利）”，与其同样作为工程院院士的丈夫郑树森一起，在2014年创办了一家企业，一家私人医院：树兰医院。“树兰”取郑树森、李兰娟中间二字。
当然，这里绝非是单纯地对李兰娟创办私人医院进行批评，事实上，这也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但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化而言，从中国当下的基本政治理念而言，这是违背原则的事情，从国家的层面，不可能去鼓励。这是李兰娟为何没有同钟南山、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一起，被授予国家荣誉的根源所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不与民争业（利）”这一核心原则，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是一以贯之的，其核心理念基础就是义理、心性。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治理范式有不同的表现。西方社会之所以一直未能实现“不与民争业（利）”，根源就在其文化一直未能发展出独立的义理、心性理念。
发表于 2021-12-24 11:0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