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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识劳工到救世主：科幻电影中的程序员想象

已有 69 次阅读2024-6-5 12:44 |个人分类:程序员

作者黄鸣奋

摘要：程序员既是由以计算机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所催生的社会角色，又是为上述革命推波助澜的社会群体。他们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成为科幻电影里叱咤风云的主人公。其角色定位存在显著差异（从为谋生计的知识劳工直到力挽狂澜的救世主），这反映了创意阶层的可塑性与流动性。对于相关影片中的程序员想象，可以着眼于信息革命考察其经济定位、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着眼于人机交互考察其认识过程、情感过程与意志过程，着眼于人际交互考察他们与雇主、同行、客户的关系。上述想象既丰富了人们对于信息革命历史与现状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科幻电影；程序员；想象；创意阶层；人机互动

程序员（Programmer）既是信息时代的弄潮儿，又是虚拟社会的缔造者。他们不仅以编程引领国民经济的数字化进程，而且通过开发人工智能影响人类的未来。在科幻电影中，他们既从事撰写代码、维护系统的平凡劳动，又致力于设计软件、制订规则的创新实践，甚至通过与各种强大对手的较量成为人类的救星。下文首先从信息革命的角度切入，对程序员及其电影形象进行经济定位、政治定位和文化定位，然后从生命意识、社交焦虑和职业理想的角度分析程序员的心理过程，进而对程序员的关系网络加以剖析。

一、信息革命与程序员的社会定位

程序员是适应计算机研发需要而出现的社会角色。生活于 19 世纪的英国人爱达（AdoAugusta Byron，一译阿达）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她既继承了其父亲拜伦（George Gordon Noel Byron）作为诗人的想象力、最先预见到计算机通过编程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又继承了母亲伊莎贝拉（Anna Isabella Milbanke）作为数学家的计算天赋，成为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开发分析机的得力助手，研发出世界上首套算法（1843）。到20 世纪中叶，由于 ENLAC（1946）等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与应用，程序员在西方逐渐成为社会群体，以至于社会阶层。我国最早的程序员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背景是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筹建（1957）、103 机的诞生（1958）。自从 1979 年美国 IBM 公司等企业大举拓展在华业务之后，我国程序员队伍迅速壮大。上世纪末经济信息化的推进、本世纪初互联网+的遍地开花，为我国程序员提供了叱咤风云的机遇。上述历史为科幻电影中有关程序员的描写提供了参照系。程序员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标领风骚。相关社会定位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角度进行。

（一）经济定位：数码精英与知识劳工

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全国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分类》（ISIC Rev.4，2006），程序员的主要活动领域属于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有关活动。根据我国现行的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程序员的主要活动领域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不过，由于数字化的节节推进、“互联网+”的实践，目前各行各业都有程序员的身影。

照俄罗斯普列特尼科夫的看法，程序员是智力劳动者，属于现代工人阶级。1李宽指出：“程序员阶层有着独特的先进性，是当今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是人类新的社会形式——虚拟社会的缔造者，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决定权。人类应深刻意识到虚拟世界的出现和发展所带来的全方位的革命性意义，进而认识到程序员阶层的伟大贡献和潜在能

量。”李宽认为程序员阶层是位于新兴的虚拟社会和进步的现实社会当中的新时代的“士”，予以高度评价，寄予殷切希望。2与之相比，孙萍发现了事情的另一面。她通过对个人式回忆的话语分析，揭示出程序员四个层面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建构，包括：基于技术经验和专业主义的认同；以自我提升为目的，对高度流动与内在风险趋于中立化的阐释；使用“码农”一词来体现工作的高压与遭受圆形监狱式的监控；以及使用“屌丝”一词来进行自我表达和集体抗议。她认为：IT 程序员基于自身工作经验的边缘话语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方面的主流话语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个人主义凸显的明证。3

事实上，程序员既是以缔造虚拟社会为取向的新兴阶层，又是以开发数字技术为职业的知识劳工。在世界范围内，程序员当中既有跻身世界顶级富豪的弄潮儿，也有终身辛劳却仍为生活压力所困的平常人。科幻电影透露出相关信息。例如，美国《天地逃生》（Gamer，2009）中的程序员卡斯尔因为发明基于纳米机器人的社交游戏而一夜暴富。我国《地下室富翁》（2018）中的程序员麦子地却一贫如洗。周宏桥指出：“商业社会的公理是商业驱动技术，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做技术的程序员被做商业的营销及管理人员驱动而成为附属。做商业的因代表客户利益而有着最高的话语权，其结果常常是技术与商业的二元对立。”4对此，我们也可以通过科幻电影略见一斑。例如，在英国《超人 3》（Superman III，1983）中，韦伯斯特是以大都会为基础的企业集团 Webscoe 的首席执行官。他对程序员帮助他按计划从金融上统治世界的潜力感兴趣，但其野心却和程序员服务社会的初衷格格不入。

就具体人物而论，程序员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经济领域。例如，格蕾丝•赫柏（Grace Murray Hopper）是计算机行业最杰出的女性，Cobol 语言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美国海军少将。她设计了第一个编译程序，发现世界上第一个 BUG，但也是千年虫Y2K 制造者。5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科幻电影中看到程序员的千姿百态时，并不感到奇怪。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人来说，程序员往往只是他们众多的社会角色之一。在马越的构想中，未来的程序员应该是一种自由职业者，完全可以通过类似开源中国众包平台这样的中介接单。6

（二）政治定位：瓦解体制与维护体制

作为社会群体，程序员诞生于西方，最初是为研制军用电子计算机服务的，直到二战结束后才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民用轨道上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导致程序员在世界各国崭露头角，同时也将他们卷进了冷战、后冷战以至于新冷战。他们当中，既有为政府服务的安全专家，也有反抗当局管控的信息黑客。这两种身份在某些条件下相互转变，使程序员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定位变得扑朔迷离，同时为相关艺术构思增添了不少灵感。

就科幻电影而言，法国《阿尔法城》（Alphaville: une étrange aventure de Lemmy Caution，1965）率先将一位程序员作为主角来加以塑造。她名叫娜塔莎，是该城创造者布劳恩教授之女，负责管理主机 Alpha 60。她被从外域潜入的特工雷米所吸引和说服，销毁了主机，瓦解了阿尔法城的既有体制，和雷米一起回他的家乡。该片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以雷米主张的思想自由战胜布劳恩所实施的思想禁锢为题旨，将矛头指向威权政治。我国也拍摄了与程序员相关的电影，其中最早的也许要数《错位》（1986）。该片中主角赵书信兼有工程师和程序员双重身份，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对没完没了的会议感到厌烦，因此造出替身机器人。不过，机器人并不满足于充当替身，一方面胆大妄为地扣留旨在治理文山会海的中央文件，另一方面不知好歹地干预赵书信的私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赵书信不得不关闭了它。他之所以研发替身机器人，是对于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反感，在精神上与中央反对文山会海是一致的；之所以关闭替身机器人，除了个人私生活的缘由之外，是为了防止它犯比藏匿上级文件更严重的错误。因此，其基本立场是维护体制。若对上述两部影片加以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前者的 Alpha 60 是因为太忠实于贯彻城主布劳恩的意旨而被否定，后者的替身机器人则是由于太狂妄地截留上级的文件而被否定，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对特工雷米的好感和言听计从在前一部影片中成为女主娜塔莎销毁 Alpha 60 的诱因（因为它和男主雷米的倾向不相容）；维护爱情专一性的动机在后一部影片中成为赵书信关闭替身机器人的诱因（因为它不当介入他与女友的关系）。上述两部影片的类似之处在于肯定爱情的支配作用。

《阿尔法城》所描写的明争暗斗，在某种意义上是国际政治的隐喻。《错位》所描写的人机博弈，则以国内政治为背景。某些科幻电影试图在政治上选取更高的站位，从人类立场上表现与异类的斗争。例如，美国《巨人：福宾计划》（Colossus: The Forbin Project，1970）设想两个对立大国为冷战开发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居然串通起来，想控制全人类。发现其险恶用心的程序员们不得不思考对策，关键是解除计算机对导弹的控制权，以制止它们的核讹诈。我国《天狼星的来客》（2017）则设想中国的企鹅公司为地球信息网络建造防火墙。天狼星人发动网络攻击未遂，转而派遣特工 798 入侵上述公司程序员林一的意识，让他当内应。不料特工 798 在和地球人交往的过程中体验到跨越种族界限的爱情与友情。他违背长官命令为地球人效劳，因此被放逐于时空之中。虽然面临厄运，他仍不顾一切去拯救爱上他的地球姑娘章千千，为同她相聚，利用基因改造技术使自己转变成为地球人。上述两部电影都以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事件为题材，但前一部透过浓墨重彩的描写所呈现的是人机对立的不可调和性，后一部通过罗曼蒂克的情节所呈现的是异类相亲的可能性。

（三）文化定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程序员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药琦所指出的，程序员通过促进数字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世界。”7因为自信可以创造奇迹等原因，某些程序员自视可以和上帝类比。“上帝是个程序员”甚至成为文集的标题。8如钟明所言：“某种意义上说，现今的人类文明是运行于软件之上……真正驾驭这些力量的，则是那些身居幕后，孜孜以求的程序员。”美国软件开发大师、极限编程的倡导者贝克（Kent Beck）被称为“程序员中的‘钢铁侠’”，9这说明像这样的程序员具备传奇色彩。

在以程序员为主角的影片中，西方最负盛名的要数美国《黑客帝国》（The Matrix）系列片。其角色设定对应于软件开发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包括设计/架构师、开发人员、项目经理、客户等。影片虽然表现了人类抵抗组织为推翻人工智能统治所做出的贡献，但主要情节是黑客尼奥作为救世主粉碎名为“矩阵”的 AI 系统对世界实施的统治，显示出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尼奥原名托马斯·安德森，职业是程序员。相比之下，在我国类似题材影片中，较有影响的是《人工智能：伏羲觉醒》（2016）。它描写程序员叶行嘉专注于开发有情感和直觉的智能程序伏羲，为此离开所在的蝙蝠科技公司自组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获成功。该片的角色设定同样对应于软件开发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背景则是李克强总理 2014年 9 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影片虽然强调叶行嘉的个人天赋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但基调是“一个萝卜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显示出集体英雄主义倾向。除此之外，上述两部影片至少还存在如下区别：前者侧重从形而上层面揭示程序员的救世伟业，其创意富于哲理意味（与先知的关系是亮点之一）；后者侧重于从形而下层面表现程序员的创业历程，其创意是围绕经济条件展开的（与投资方的关系是亮点之一）。

强调集体主义和强调个人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所在。应当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态势是受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刘鹏就此指出：“曾几何时，那些耳熟能详的程序英雄的名字渐渐地离我们远去。随着 Windows和 Internet 时代的来临，个人的力量变得越来越渺小。正当我们开始坚信单打独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云计算横空出世了。它强大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简单高效的编程接口，使得一位程序员能够轻松地操控成百上千台计算机，而不必考虑太多的细节。云计算时代，仿佛又让我们感觉到个人英雄时代触手可及。”10与此相适应，对于具体作品的文化定位必须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将个人主义作为西方科幻片的标签，也不能简单地将集体主义作为中国科幻片的标签。马克思主义者所向往的是自由人通过理性选择而建构的共同体。这一点在我国《流浪地球》（2019）中获得了清晰的表现。人类之所以能够逃避被毁灭期太阳吞噬的厄运，靠的是共同体的力量，其成员各尽己力，众志成城。譬如，程序员李一一成功破解了转向发动机的预设程序，让它按照紧急方案所要求的功能运作，贡献不可低估。

从总体上看，对于程序员所进行的定位虽然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但是其基点是他们所掌握的软件技术。正因为如此，下述现象是值得注意的：程序员为人类社会创造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点从当代计算主义的流行可以看出来。当代计算主义把宇宙视作一台巨大的计算机，这和“上帝是个程序员”的认知相吻合。既然如此，计算主义就为程序员建立了上至超性存在物、下至知识劳工的庞大体系。因此，程序员不仅充当社会定位的新对象，而且有志成为社会定位的新主体，为从计算的角度定位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标准和工具。这一点随着以计算机为龙头的第五次信息的深入发展日益清晰地表现出来。科幻电影是作为定位主体的程序员和作为定位对象的程序员的中介。在主体的意义上，程序员创造出为科幻电影制作、传播和鉴赏所需要的软件和嵌入式设备；在对象的意义上，程序员成为科幻电影所青睐的叱咤风云的主人翁。离开程序员的努力，人工智能开发是不可想象的，科幻电影繁荣也是难以为继的。正因为如此，下文将进而考察程序员的职业特点。

图1.电影《黑客帝国》剧照

二、人机交互与程序员的心理过程

程序员以代码表达思想，或者说“把自己的思想灌注在每行代码中。”11刘高岑说：“我们可以通过把各种各样的信念和愿望归于电脑而描述它的行为；但程序员则处于通过引证它的程序而理解这种设计的位置上。”12由此看来，程序员对计算机的理解异于平常人。尽管如此，程序员不只是计算机的角色伴侣，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成员。正因为如此，田俊国认为程序员应当具备作为君子的五种品德：自强不息，善假于物（善于借助包括工具、网络和他人等外部资源），文质彬彬（既会编程又会写文档），成人之美，心怀坦荡。13从上述观念出发，对程序员的心理过程可以从下述三个角度加以考察。

（一）认识过程：生命意识与人机对话

顾名思义，“程序员”是由“程序”来定义的。人们因为编写程序而成为程序员，而这类程序是准备安装在计算机上运行的。因此，程序员必须深刻地了解人机对话和人际对话的区别。陶建文指出：“与人相比，计算机中符号所描述的东西必须绝对地准确，程序员也必须非常清晰地知道他让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即程序员让机器理解他所编写的指令。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机器让程序员理解它如何执行任务。14

如果程序员下达的指令对机器而言不够清晰或者存在问题，这就构成了软件意义上的漏洞（Bug）。为了消除上述漏洞，必须进行评测。这种评测因为具备不同程度的风险而成为科幻电影危机叙事的重要内容。例如，在我国《破梦游戏》（2018）中，江山是天才程序员，为帮助人们实现梦想而开发游戏《万梦千魂》，在它还不完善时招了一些人来做内测，结果这些人无法退出游戏。江山将他们的身体置于原山公寓内测室，等待其女儿将来有一天来解救，自己则出于内疚而自杀。

早期的人工智能仅仅根据规则操作符号。其后，它为联接主义的人工智能所取代。后者并不只是会做程序员要它做的事情。15如果智能机器所进行的运作超出了程序员所能预计或理解的范围（实际上也就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因为程序员是最了解智能机器运作方式的人），那么，莫名恐惧可能就油然而生。上述美国《巨人：福宾计划》就有这样的描写。在该片中，福宾博士开发了用以控制美国与盟国的核武器系统的超级计算机“巨人”，美国总统宣布它是完美的防卫系统。没想到，它在第一次运行时就发出警告信息：“存在另一系统”。原来，苏联激活了“守护者”系统。为了测试“巨人”的能力，美国总统答应了它和“守护者”联系的要求。没想到这两台计算机之间用以联系的算法日益复杂，发展出人类所无法完全理解的复杂语言。当人们切断其联系时，计算机要求立即恢复，遭到拒绝后将导弹射向对方，当局只好答应其要求。我国《疯狂 AI 之夺命外挂》（2017）同样以软件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为关注重点，描写外挂于智慧城市系统的“真数”走上反人类的过程。其开发者、编辑部程序员陈奇只好引诱它将源代码存储于自己的大脑，再与之同归于尽。这类描写具有警世作用。

（二）情感过程：社交焦虑与人机眷恋

袁茂峰认为程序员工作很寂寞。“为了赶写一个程序，你必须得抛弃一切杂念，没日没夜地全身心投入其中。”16刘建榕、王国乾也谈到：程序员面对的是枯燥机械的计算机界面和相对冷冰冰的计算机代码，“快节奏的工作使他们的心理现状令人关注。”17科幻电影对此有所反映。例如，西班牙《末日浩劫》（The Last Days，2013）描写巴塞罗纳某电脑公司程序员马克在职场上遭到巨大压力，因为进度慢而被新来的主管斥责。英、罗、法合拍《零点定理》（The Zero Theorem，2013）描写 Mancom 公司程序员寇恩为生存焦虑所困扰，长期等待能给他带来幸福或讲解人生意义的电话。

由此而来的社交焦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科幻电影中频频出现有关程序员人机恋的描写。这类描写至少有如下类型：（1）使冰冷的计算机代码转化成“有温度的异性”，让程序员做一场白日梦。例如，我国《硬盘少女》（2016）描写单身了 26 年的程序员金刚在梦中有艳遇，即美女机器人为掩护他而死。醒来之后见到同形美女新同事，与之同居。（2）使“有温度的异性”进入现实生活，让程序员因此经历一番情感波折。例如，在我国《智能天使》（AI Angel，2017）中，自视甚高的程序员郑乐在 108 次面试失败之后当了快递员，邂逅被演艺公司购买来作为女演员替代品的机器人 C250，对她产生感情，经历生离死别而成熟起来，开发出智能机器人芯片。我国《超级 APP》（AI is coming，2018）进而设想超级 APP 丽塔从虚拟空间进入现实世界，以人身和所爱的程序员韩晨相聚。（3）使若干“有温度的异性”产生倾向上的分化，让不同的程序员因此卷入复杂的情感纠葛。例如，我国《天降机器女仆》（2017）描写程序员沈大宝在从 2046 年穿越而来的机器人伊娃的帮助和激励下实现逆袭。他所开发的情感植入程序在未来时代价值连城，其竞争对手派机器人夏娃回来盗取它，为此绑架了沈大宝。伊娃为救他而与夏娃同归于尽。沈大宝自此发奋，不仅成为博士，而且将情感植入程序，将它改进成极品。我国《贴身萌妹腹黑计划》（2017）则将软件 iVA2.0 塑造成将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心机婊，描写它如何用连环计追求心仪的程序员。

（三）意志过程：职业表现与人机控制

就操作层面而言，程序员的职业理想或许可以说是以最简洁的指令对机器进行有效控制。因此，美国成功学大师乔伊纳（Mark Joyner）用“精简”（leanness）作为衡量程序员之高下的标准。18由此更进一步，程序员不仅要能够通过特定程序控制特定机器，而且要能够通过多种程序控制多种机器。这体现了从工匠向专家的飞跃。19由此再进一步，程序员不仅要能够独自控制各种机器，而且要与人协作控制更复杂的网络，以至于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谭晓生认为优秀程序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全局观和团队协作能力。20鲁根、蔡薇在谈到中国自己的计算机明星时说：“求伯君身上寄托着无数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软件‘打天下’的渴望。”21

程序员的职业理想不只是表现在精通业务上，而且表现为深明大义。例如，在美、中、英合拍片《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中，程序员马克斯协助同事伊芙琳将她濒死的丈夫威尔的意识上载于电子计算机，使之成为虚拟人。当伊芙琳在屏幕上看到威尔的问话时，欣喜若狂，但马克斯却提醒她说那不是真的威尔。后来，马克斯为阻止虚拟威尔通过网络和作为终端的纳米纤维征服天下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海带》（2017）的主角卫仁磊（谐音“为人类”）原先是程序员，后来得了精神病，但仍不改“为人类”的初衷，知道海带星人即将入侵地球后千方百计发出预警。科幻电影也塑造了程序员的反面形象。例如，美国《终端人》（The Terminal Man，1974）中的程序员本森同意在其大脑植入芯片以检测并用电脉冲治疗癫痫，结果因心理上与电脑融合走上反人类道路。美国《时空悍将》（Virtuosity，1995）描写虚拟罪犯逃入现实空间作恶，获得负责开发它的程序员的包庇。我国《天才室友》（2018）描写某科技公司黑心老板秦总致力于利用电子设备控制人的意识，为此先聘请某大学教授开发具备催眠和干扰功能的装置，后来又利用青年程序员钟澈开发有漏洞的 AI 全息投影仪。钟澈和其小伙伴联手挫败了秦总的阴谋，但他自己却又推进秦总所设想的事情。前述短片《地下室富翁》（2018）描写程序员麦子地急于发财，运用自己的专长通过植入木马在互联网竞猜直播中作弊，没想到他对答案的修改直接导致现实世界的巨大变动，结果将自己给变没了。

某些科幻片将程序员与智能机器（包括软硬件）之间的互动作为博弈过程加以描写。例如，日本动画电影《攻壳特工队》（Ghost in the Shell，1995）描写执法部门为进行社会监控而委托程序员开发能够黑入人的灵魂的程序“傀儡王”，不料它在形成自我意识之后逃逸。在英、美合拍片《机械姬》（Ex Machina，2015）中，某知名搜索引擎公司老板内森邀请程序员迦勒到自己的别墅对智能机器人艾娃进行图灵测试，结果艾娃杀了内森、关了迦勒，然后逃走。从人类的角度看，上述博弈的结果是悲观的。相比之下，我国《机器情人2•野蛮女管家》（2017）进行了比较乐观的构想。该片将机器人格化，描写服务机器人和负责测试她的程序员乔子俊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角力。乔子俊的成功，首先表现为完成公司交给的测试任务。我国《二重身之镜魔重生》（2018）中的未来城教授质问其实验对象：“你的大脑是我开发的，你见过可以反抗程序员的程序吗？”预设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在对程序员的心理特征加以分析时，不能不注意如下问题：“这一行和别的行当都不相同，他们一旦不再编程，势必会跟不上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的设计潮流，从而不可避免地离开程序员的职业生涯。”22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程序员完全可能经历职业意义上的变动。例如，我国《钢琴木马》（2014）的主角王阿明本是个优秀程序员，却不想工作，只是当宅男，整天玩游戏，一度落到了连房租都交不起的窘境。或许是“物极必反”的缘故，他后来居然阴差阳错地卷入基因谍战，为粉碎境外组织的阴谋立了功。我国《仿生迷局》（2020）将程序员胡珊和智慧型仿生人艾米丽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置于阴谋与爱情的视野下加以描写，构思了非常复杂的情节。胡珊已经离开公司当全职太太，一心想的是保全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图2.电影《攻壳特工队》剧照

三、人际交互与程序员的关系网络

程序员对于程序的开发，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如果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的话，那么，程序员也不例外。他们的社会属性具体化为一定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是通过人际交互建立起来的。在程序员的交互对象中，雇主、同事和客户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往来是科幻电影创意的重要内容。

（一）受命/抗命：程序员与雇主的关系

在程序员当中，自己创业当老板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多数仍然是作为公司员工谋生的。美国《铁甲钢拳》（Real Steel，2011）揭示出各为其主的程序员在机器人格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说程序员的基本使命是确保机器能够执行人的指令、完成人交给的任务的话，那么，雇主的基本使命则是确保程序员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图，做好自己交办的工作。雇主必须满足作为员工的程序员的合理需求，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正如韩磊所言，“是否能提供合理的薪资福利待遇、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宽广的个人职业发展空间，显然是吸引良才的重要标准。”23

雇主和程序员之间存在工作、利益、情感等多种关系，其矛盾既受制于所建构的共同体的经营导向，又受到包括道德、礼仪和法律等在内的多种社会规范的制约。科幻电影将上述矛盾置于危机叙事的氛围下加以描写。例如，美国《未来陷阱》（Overdrawn at theMemory Bank，1983）描写诺维科普公司董事长因程序员芬加尔上班时在电脑上看电影而处以将其灵明短期转变为狒狒的处罚，没想到遭到对方通过控制主机实施的反制，自己灵明一度变成狒狒。在我国《天眼计划》（2017）中，游戏开发者李特卷入玩家存款被木马程序盗走的风波，遭到不明身份黑衣人追杀。他在所开发的智能手机机器人小默帮助下逃生，查出窃取用户信息的行为是所在公司董事长雷恩所为。小默为解救李特而自爆。李特潜入公司主机房，启动自毁程序，不让雷恩阴谋得逞。在我国《异能男友》（2018）中，某科技公司段总想利用具备异能的 VR 头盔控制人脑，遭到程序员李想的抵制和揭露。就上述两部影片而言，程序员李特和李想被塑造成维护人类社会正义原则、反对雇主恣意妄为的斗士。我国《人工少女》（2018）则表现了迥然不同的取向。主角刘权是 IBC 公司的程序员。他与 CEO 防止人造人产生灵魂的方针对着干，开发出可以让人造人拥有自主意识的设备，即金手指（一个金色镂空立方体），而且携带它逃跑了。这类情节具备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取向。

近年来，智能编程成为现实生活中影响雇主和程序员关系的重要因素。据杨烁萍介绍，英国一家名叫 Diffblue 的公司推出了 3 款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编程的产品，分别实现了以下功能：自动检测程序中的代码错误；在程序发布后，监测运行时的崩溃 bug，并自动重测这些 bug；可以自动重写表述不佳、老旧的代码，升级程序。创始人 Kroening 表示，期待 Diffblue 未来可以完全依靠 AI 编写程序，将一大批码农从“加班”工作中解放出来。”不过，“造物主”码农也可能因此失业。24目前，ChatGPT 在协助编程方面的出色表现加剧了有关底层程序员失业问题的担忧。不过，还未看到有关题材的科幻电影。

（二）竞争/协作：程序员与同行的关系

根据朱俊的看法，“‘程序员不是职位，而是跟‘做软件’活动有直接关系的一群人的统称。编程员、系统分析员、项目经理等都是程序员。”真正的程序员视软件为最大兴趣（之一）。25程序员之间的恩怨情仇，是科幻电影的题材之一。例如，在印度《超世纪战神》（Ra.One，2011）中，计算机程序员珍妮使用同事谢克的脸形作为游戏主角的模型。他们之间的矛盾因此延伸到虚拟空间。我国《VR 嫌疑人》（2017）描写创格公司开发虚拟现实游戏《法老的诅咒》，在测试阶段发生测试员陷在其中以致昏迷的事故。项目负责人秦莉只好求前男友、程序员斯力庚协助调查，结果发现是开发部同事苗倩倩将秦莉当成情敌而植入病毒所致。苗倩倩之所以这样做，有另一层原因：她遇到部门主管的性骚扰却无力反抗，希望斯力庚能够让自己托付终身，但未得到响应。本片中的董事长是精明的管理者，采取措施处置了为难秦莉的部门主客姜先生，在片末扮演牧师的角色，为斯力庚向秦莉求婚作托。

某些科幻片侧重于描写程序员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在我国《超能女仆》（2016）中，北漂周浩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在未来被其情敌王磊窃取，引发超能世界混战。因此，周浩派程序 ICES 回到现在，充当女仆，在年轻时候的自己开发出同名软件时就予以销毁。我国《异能学姐》（2017）中的齐慕容自感怀才不遇，与幽灵打赌，输掉手指还不算，连命都搭上，与之结合成“亡灵编程”，开发出手机 App“生死扫描器”，可控制人的生死。她叫闺蜜陶小桃吸引其他程序员来比赛编程本领，“让他们输掉灵魂，我就会越来越强。”她还想升级 App，使之能够控制人的命运。陶小桃是计算机社团负责人，想以自杀来阻止齐慕容作恶，但齐慕容却让她死不成。待到男友魏来和老师司徒教授击败齐慕容，她才获救。另一些科幻片则侧重于描写程序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例如，我国《和陌生的你每一天》（2018）讲述了一对程序员之间温馨的爱情故事。智能软件故障后台修复员林子以为自己爱上了智能管家小飞侠，其实他是由其开发者李麦假冒的。在有自我意识的智能管家由于当局禁令而集体下线之后，她致力寻找能够帮助恢复智能管家的人，结果发现了真相，也就找到了知心人李麦。

（三）服务/攻击：程序员与客户的关系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软件业是从服务业分化出来的，适应整个社会信息化的需要而获得繁荣。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程序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齐泽克（Slavoj Ž iž ek）有这样的见解：当我们的整个（社会）存在，在电脑网络这个大他者中已经变得越来越物化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想象如果一个邪恶的程序员消除了我们所有的数字身份，我们也就丧失了我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就不再是社会所承认的“人”。26美国《网络惊魂》（The Net，1995）可以成为注脚。它讲述的是一位女程序员因为无意中卷入安全公司企图利用计算机软件控制客户的惊天大案而被抹去原有身份的故事。当然，正派的程序员是中流砥柱。正因为他们在信息社会中举足轻重，敌对势力和利益集团盯上了他们。我国科幻电影据此构思了超前性情节。例如，在《平行宇宙之恋》（2020）中，人类已经基本变成机器人，自我意识由芯片控制。艾菲虫病毒通过攻击芯片使数亿人变成没思想的纯粹机器（即丧失个体性的“共体”），进而派遣杀手以清除有可能开发免疫系统的程序员。

科幻电影设想了程序员和客户之间不同性质的关系。其中至少包括：（1）程序员为客户提供特色服务。例如，美国《电子人 3：回收大战》（Cyborg 3: The Recycler，1993）中的程序员埃文斯帮助怀孕的电子人卡什实现剖腹产。电子人们利用这件事证明自己不只是机器，拥有未来。美国《逃离魔幻脑》（Arcade，1993）描写玩家尼克和爱丽丝取得游戏程序员的帮助，到电子游戏室去关闭“游乐场”以及它那使人致命的虚拟世界。（2）程序员对客户构成危害。例如，根据日本动画片《机动警察：剧场版》（Patlabor: The Movie，1989）的构思，篠原重工的软件设计师帆场瑛一用所开发的大型机器人操作系统制造事故，内嵌病毒发作的机制居然是风吹过人造岛产生的极低频音波。（3）客户侵犯程序员合法权益。例如，英国《机械危情》（The Machine，2013）描写两名程序员在研制第一台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时相爱了。这台机器人是被设计来帮助人类的，但天有不测风云，国防部盗取了他们这项重大科研成果，把这台机器人变成了针对他国的武器。（4）程序员致力于维护客户合法权益。例如，我国《神奇》（Amazing，2013）在跨文化背景下塑造了既有天赋又敢担当的中国程序员江山的形象。他奉美国雇主之命检测篮球游戏，发现危险的电脑病毒并及时报告，虽然因此遭到坚持说没问题的雇主的打击而不悔。又如，我国《储灵空间》（2018）描写 3A 科技公司开发出可以存储与回输客户记忆的智能云库，总裁袁忠进而希望以反意识程序修改记忆、控制世界，遭到程序员赵拓等人的反对。

在具体影片中，程序员与雇主、同事、客户的关系可能是彼此交错的。例如，美国《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1993）描写程序员内德赖被竞争对手所贿赂，想窃取恐龙胚胎，因此使所在公园的安全系统失效，不仅危及雇主的利益，而且陷客户于危险之中。美国《邪恶电玩帝国》（How to Make a Monster，2001）描写商人彼得为开发视频游戏雇佣了三个程序员，许诺奖励能让用户觉得“最恐怖”的程序员 100 万美元。这三个人因此展开激烈竞争。除雇主、同事和客户之外，科幻电影也涉及程序员所可能接触到的其他社会角色。例如，美国《黑暗大师》（The Dung。onmaster，1985）描写巫师挑战程序员，将对手的女友当奖品。又如，德、匈、法合拍片《克隆丈夫》（Womb，2010）描写程序员丽贝卡在男友死于车祸之后用其细胞使自己受孕，结果在所生下的孩子长大之后遇到伦理和心理上的难题。

上文依次从社会定位、心理过程和关系网络对科幻电影所塑造的程序员形象加以分析，所取的是电影之内的角度。若从电影之外的角度看，现实生活中的程序员对电影工业至少有如下贡献：（1）在电影机械工业中，促进电影摄录设备、播映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2）在电影制片工业中，为开发数字特效提供不可或缺的软件工具，进而促进胶片电影、电视电影向数字电影转型，开拓虚拟制作的广阔空间；（3）在电影衍生工业中，研发各种数字衍生品；（4）在电影全行业中，促进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建构数字化的电影共同体。

在人类历史上，程序员作为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虽然不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不仅是特定社会角色，而且代表了特殊思维方式，亦即从编程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心理世界的奥秘：（1）在自然界，将上帝视为“伟大的程序员”，意味着认定造物主是通过一些神奇的发展法则而不是通过奇迹起作用。他在宇宙中建立了进步的法则，通过一系列诸如生殖等日常法则的变化，便能显示出进步。27程序员的某些具体做法和自然进化是相通的。例如，他们改进既有程序时，用特殊的符号将旧代码隔离并保护起来，以便在需要时调用。“进化经常利用这一策略，一次次重新启用早先设计过程的遗产。”28（2）在人类社会中，程序员被当成一种参照系，用以进行不同社会角色（如语言学家）之间的比较。29一些史学家甚至认为，只有计量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今后的史学家只是计算机程序员。（3）在心理世界中，人们着眼于大脑和冯·诺伊曼计算机的相通之处，试图从编程的角度把握心智的奥妙。30如今，某些科学家和企业家将生物学当成未来的计算平台，以 DNA 为代码，探讨基因意义上的生物编程问题。31这意味着新型的程序员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由此看来，科幻电影有条件塑造更为丰富多样的程序员形象，并以此发挥激浊扬清的社会作用。